7月22日，人社部召开了2016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介绍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下一步工作安排时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部分城市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开展编制管理改革等工作。

从高校和公立医院改起，是因为这两块确实问题比较大。

事业单位的编制，是由中编办和各地的编制办公室统一管理的。近年来，由于严控财政支出，对于编制的控制非常严格，除了特别重大的工作，基本上不会新增编制数量，只允许在单位内部进行调整。

然而，高校和医院恰恰是近年来工作量增加最快的两个领域。相比2010年，2015年高校毕业生从631万人增长到749万人，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从58.38亿人次增长到76.99亿人次，分别增长了18%和31%。高校专任教师数量从134.31万人增长到160万人（估计），卫生人员数量从820.8万人增长到1069.4万人，分别增长了19%和30%，与服务人次的增长基本适应。

然而，编制的增长数量却跟不上人员的增长，这样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编制外人员。这就产生了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编制外员工的利益缺乏足够保障。编制外员工多数是采用合同制雇佣或者劳务派遣形式到工作单位，与编制内员工在身份上就有很大差别。早些年，编制外员工的工资明显低于编制内员工，近年来随着劳动力越来越短缺，同工同酬的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至少工资条上的数字差不多了。

然而，还是有一些隐形的不平等。比如，上级单位组织评优评先，往往一个硬条件就是正式员工，这样编制外员工就没有机会了。在职称评定、职级晋升方面，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

第二，全体员工的利益被摊薄。事业单位分为三类：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对于前两类单位，财政的拨款数是根据编制内员工数量确定的。编制外员工越多，摊到每个人头上的拨款越少，实际上不够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公立的高校、医院逐利倾向依然强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在编制管理的单位，领导职数也是根据编制比例确定的，这就导致竞争异常激烈，年轻人发展的空间受限。

除了上面超编带来的两个问题，还有第三个越来越明显的问题，事业单位的薪酬水平跟市场差距过大。

高校和医院目前还是按照事业单位的薪酬管理，虽然有所上浮，但比例不是很大。然而，这两个行业是高技术高智力行业，高校教师和大医院医生，特别是教授专家的市场价值，远远高于目前的工资水平。

这就导致了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学生在课堂上很难见到大牌教授，病人在普通门诊很难见到知名医生，反而是各种社会上的论坛、活动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不光这两个行业，凡是市场化充分又保留事业单位体制的行业都有这个问题，君不见前两天“无房户”张艺谋在广西电影集团申请150平方米福利房的新闻？

从取消编制的试点来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今年6月，深圳市明确提出，新建市属公立医院不再实行编制管理，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当地一家新建医院的医生，收入也在去编制化后大幅提高，年薪起点是40万，最高的顾问医生年薪将近100万元。可以预见，在取消编制之后，随着工资水平的放开，优质高校和医院的收入水平会有很快的增长，回归市场实际水平。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呢？

笔者认为，最大的变化可能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现，那就是人员流动。

编制和级别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体制内的“身份证”。有了这个“身份证”，在体制内才有了准确的定位，体制内流动才有顺畅的可能。

举个例子，比如教育部开会，一个副部级高校的校长和一个正厅级高校的校长同时出席。按照现有的体制，副部级高校比如北大、清华、复旦的校长就可以和部领导一起坐在前一排，而正厅级高校的校长只能跟教育部的司局长一起坐在一后边。如果取消了编制级别，那么两位校长就没有这么大的差别了。

这只是开会，如果是人员调动就更要紧。取消编制后，这些单位跟行政机关人员相互调动的路可能就此封死，因为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参照系了。今后，国家机关的司局长空降到医院学校去当校长、院长的可能性会很小，对于高校医院的专业管理水平会有更好的保证。

同样，高校教师不再“教而优则仕”，不用心教学的教师也会越来越少，教学风气也会更加好转。对于私立学校和医院，这项改革是比较大的利好，今后从公立单位挖人可能会变得更加容易了。

当然，目前改革只是刚开了个头，具体很多细节还有待完善。比如，这些单位的人事权是继续掌握在组织部手里还是可以单位自主决定，会不会由机关式的治理转向企业式的法人治理，教育和医疗的价格会不会进一步放开，都影响着这项改革的力度和效果。

（图片来源：新华社 本文编辑：洪俊杰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