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翌日，《解放日报》创刊号即由报童送上街头。细心的读者发现，在第4版解放副刊的左下角，赫然刊登着几大京剧舞台的广告。其中，共舞台由唐韵笙和曹艺斌双挂头牌主演《逍遥津》；中国大戏院，由李玉茹、俞振飞双挂头牌主演全本《大英节烈》；天蟾舞台，由纪玉良、李万春、李仲林并挂头牌主演《十八罗汉收大鹏》。这些都是老百姓喜欢的京剧经典剧目，演员也多是在上海享有盛名。在战争的硝烟刚刚消去的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天，戏院里京剧照样演出，爱好京剧的观众依然能够欣赏名角的表演。一些人不免惊奇。实际上，在这背后，有着动人心弦的故事。

刊登在1949年5月28日《解放日报》上的戏曲广告

【去与留】

1948年年底，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文委考虑到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打算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剧影协会。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熊佛西、陈白尘、黄佐临、刘厚生、吕复、吴琛等六人组成核心小组，具体领导影剧界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剧影协会的主要工作，包括广泛联系戏剧工作者，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党的政策，做戏剧界上层人士的工作，印刷和散发宣传品，对戏剧电影各相关单位、团体进行调查了解，开展护厂护校运动，组织迎接解放的演出等。

1949年三四月间，淮海战役胜利后，解放军渡江南下已势在必行。面对形势的变化，不少知名京剧演员都遇到了去还是留的问题。

中共上海地下文委通过联络人吴小佩向剧影协会核心小组传达指示，要他们派人去同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先生正面接触，坦率谈心，做好工作。剧影协会六人核心小组经过商量，决定由戏剧教育家、当时担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的熊佛西担当此任。熊佛西很快去见了梅兰芳和周信芳，表示自己受有关方面委托而来，转达了党组织对他们的深切关怀。熊佛西后来向核心小组报告说：两位大师都请他郑重地向党组织转达：“请党放心”，决不离开上海，愿为新中国服务。

旦角演员李玉茹毕业于北平中国戏曲学校，在校期间已经是学校出名的“四块玉”之一（其他三块玉分别是侯玉兰、白玉薇和李玉芝），多年来为马连良、周信芳等名家“挎刀”，在上海京剧界甚有名声，并定居下来。此时，也有人劝她去台湾，幸好她当时的挚友曹禺特地来到李玉茹愚园路寓所看望她，告诉她不要听信外边的谣言。

李玉茹听了曹禺的话，坚定地留了下来，并坚持演出。后来她在回忆中把自己当时决定不走的情况说得很直白：“不断有人来催我去香港或者台湾，甚至有一个朋友寄来了飞机票，并且安排了人来为我收拾行李。我没有走，一是那么多底包（戏班里的底层演员）指望着我跟他们一起唱戏挣饭吃，二是我的妈妈和女儿都在北京，当时通讯中断，我怎么可能扔下她们自己离开……”就这样，李玉茹每天走过堆着沙袋、筑着工事的马路到中国大戏院演出，一直演出，迎来了上海解放。

李万春和他的兄弟也碰到同样的问题。1949年，李万春兄弟等人组成的永春社在天蟾大舞台举办了一场大合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不仅角儿多、阵容齐，而且戏码过硬，先后演出《翠屏山》《铁笼山》《三岔口》三出戏。这时，台湾来人邀请永春社去演出。去还是不去？李万春和他的兄弟李桐春商量，感到：台湾看戏的人一定多，但是毕竟闽南与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的语言有很大的隔阂，能否听得懂京剧？演出时间短还可以，但演出时间长了，还能不能保证上座，这些都很难预料。去台湾路那么远，去的人多了，万一“崴”在那儿可怎么办？再则大伙儿都拉家带口，很多人的家眷都在北京。家里妻儿老小，依靠何人？这些都是实际问题。最终商量的结果是李万春、李庆春带一部分人留了下来。

也有去了香港而返回上海的，当时在上海京剧舞台上有“坤伶皇后”之称的童芷苓的经历十分典型。

当时，童芷苓的挚友夏济安教授赴台湾之前特来辞行。夏教授一直是童府嘉宾，这次来访，两人交谈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去与留的利弊。童芷苓想起梅兰芳先生曾说过“我是哪儿都不会去的”，周信芳先生也表过态：“我绝对不走。”荀慧生、尚小云、盖叫天等顶尖名家全选择“留”而不选“走”。在童芷苓心目中，他们的阅历和见识都高过自己，留必然有留的道理。

一天，童芷苓的一位军界戏迷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她军舰就停泊在黄浦江边，催促她赶紧收拾一起前往台湾，并照顾她连家具都能一起运走。对这突然的邀请，她没有贸然答应。不久，她演出的皇后戏院前台经理李小毛让她去香港，说那里有人邀请她与大影星胡蝶合作拍片。童芷苓除了唱戏，对拍电影十分热衷，1947年经石挥推荐客串了《夜店》，饰演夜店老板娘赛观音，十分过瘾，而且所演的角色得到好评。于是，她就去了香港。然而，到了香港一等好几天，没见到李小毛的踪影，胡蝶也根本没有露面。最后，她还是决定回到曾经让她唱红的上海。1949年5月24日，她只身飞返上海，三天后，上海全城解放。不久，中国大戏院向她发出了演出邀请。

1958年童芷苓（左四）在现代京剧《赵一曼》中饰演赵一曼，《上海京剧志》

【融入与发展】

1948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文委成立剧影协会，决定做戏剧界上层人物的工作，联系广大的戏剧工作者，其宗旨就是对京剧这一“国粹”加以保护，以便在上海解放后，人民群众依然能够享受京剧带来的快乐。除了对著名京剧表演家梅兰芳、周信芳等做工作外，相关的政策和行动也纷纷出台。在1949年5月28日《解放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京剧演出广告前，5月25日，随着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市区，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所属的华东平剧团也随军入城。26日，剧影协会组织人民宣传队在电台进行庆祝上海解放广播，并陆续到街头和工厂演出；由京剧界组织的人民宣传队为庆祝解放特别创排了五个节目，到申新五厂、国棉一厂等处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是《升官图》，由江南名丑刘斌昆主演。这说明，经过剧影协会的工作，一些著名京剧演员已被吸收和动员到迎接解放的队伍中来。

5月28日，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天，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市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文艺处处长夏衍与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委员、文艺处副处长于伶，对梅兰芳、周信芳等一一登门拜访。31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夏衍陪同下看望梅兰芳。一个星期后，6月5日上海文化界举行上海解放后第一次盛大座谈会，梅兰芳、周信芳等出席。

上海解放了，不仅京剧演员得到尊重，京剧演出照样盛行，而且受众面更广了。1950年，上海解放一周年，在筹备庆祝会时，有不少解放军官兵说：“看梅兰芳是祖辈就有的心愿，但那时没有条件看。”文化局领导将官兵的这一心愿告诉了梅兰芳。梅兰芳说：“我应该唱一出，给为解放上海而努力的战斗同胞们听听。”但是，26日当天晚上，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有戏，戏票在两个月以前就订完了。当时有人提出是否放在5月26日白天演，但是解放军战士们都住在江湾，徒步到市区，太早又不行。梅兰芳说：“我可以在中国大戏院唱完，下了台不必卸妆，坐了车子到大礼堂接着再唱。”就这样，5月26日晚上，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演完戏后，戴着满头的珠翠，同全身披挂戏装的“霸王”从戏院后门出来，坐进汽车，前往江湾。这一场景，第二天成为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的特别新闻被传颂。

那些在上海解放前留下来演出的京剧演员，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京剧界的栋梁。

1949年5月28日那天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的李玉茹，后来成为国家剧团的台柱。同李玉茹合演《贵妃醉酒》的俞振飞，则成为著名的昆曲大师。在共舞台主演《逍遥津》的关东伶王唐韵笙，在1950年3月，响应政府号召，会同梅兰芳、周信芳等为发生水灾的苏、皖、鲁等地受灾同胞举行义演，在天蟾舞台巨星荟萃的演出，轰动了上海，也成为中国京剧史上一段佳话。而在天蟾舞台挂头牌主演《十八罗汉收大鹏》的纪玉良，20世纪60年代初，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少剑波。与纪玉良搭档的李仲林，饰演杨子荣。作为京剧《智取威虎山》的第一代演员，他俩的出色表演，至今还深深地留在观众的印象中。

李玉茹的代表证  图片来自李玉茹著《晶莹透亮的玉：李玉茹舞台上下家庭内外》。

题图：1949年12月在上海大戏院演出《断桥》梅兰芳饰白蛇（中），梅葆玖饰青蛇（左），俞振飞饰许仙。《梅韵玖传梅葆玖》，吴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