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有关外贸的话题成为一大热点。

一边是海外订单下滑、国际物流运输不畅，中国进出口形势面临不小压力，稳外贸、稳外资成为当务之急；另一边是“网红主播”线上卖货成交火爆、“快递小哥”线下送货忙中不乱……伴随复工复产和内需复苏，中国经济引擎再次轰鸣。 

近几个月来，黄建忠带领团队对长三角各地企业进行了多轮调研，探究外贸行业如何共克时艰，研判外贸内需怎样联动共振，继而把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新态势。

该抓的订单一定要抓住
但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上观新闻：数据显示，中国4月份出口增长了8.2%。就外贸而言，看上去并不都是坏消息？ 

黄建忠：确实，3月份以来，外贸企业的经营状况比前两个月已有明显好转；4月份，货物贸易实现“正增长”，进一步缓解了一季度外贸下降对整体经济的不利影响。这一成绩可谓来之不易。

外贸形势有所好转，发出了几个积极信号：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总体对路，及时有效，各项扶持政策和措施到位。

第二，外贸企业应对灵活、方法多样，表现出了市场韧性。特别是，经历了两年多的贸易摩擦考验，中国外贸企业及其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内部稳定性与外部张力明显加强。

第三，由于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国内产业链成长在全球产业链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地位，全球供应链对我中间品供给的依赖、疫情下全球消费市场刚性需求与我出口最终品结构的高度契合，造就了中国外贸的独特地位。

事实证明，“中国制造”与“中国不制造”对全球经济都具有影响力。

但也要看到，4月份外贸出口取得的成绩还有较大的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消化前期累积订单量与对比上年同期较低基数所反映出来的成果。

接下来，全球抗疫形势依然严峻，外贸前景仍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大量企业在复工达产后陆续遇到外贸订单不足、撤单退单现象，会让二、三季度面临新的困难。对此，应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上观新闻：从您的走访调研来看，上海乃至长三角外贸重点企业的恢复情况如何？

黄建忠：在不同的疫情阶段，我们都做过一些外贸企业的专题调研，有的是采用电子问卷调查方式，有的则是实地座谈交流。

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阶段，除自贸试验区新片区重点项目保障正常进度外，大量企业和外贸公司处于停工、停产状态，销售也降低了六成以上。但是，也有企业由于经营品类丰富、内外市场兼有、订单保有量足和海外仓备货充分，受物流停运、供应链停摆的影响相对较小。

比如，坐落在松江经济开发区，专业从事胶粘剂和新材料研发、生产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年后第一批复工复产的企业，第一季度的产销量不降反升。

又如，在抗疫过程中，不少中小外贸企业及时转向，加入生产和出口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的队伍之中。尽管深知疫情过后可能面临新的选择，但短期内也解决了生存与稳定的难题。

总体上看，作为最早进入复工复产阶段的区域，长三角地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复工复产率已达95%。随着复市、复学阶段的到来，以生产和消费性服务为主的中小企业也基本恢复了正常经营。

一家童装企业的营销人员通过云直播推介产品。  新华社发

上观新闻：“该抓的订单”有哪些，都抓住了吗？

黄建忠：“该抓的订单一定要抓住”，这是所有外贸企业共同秉持的经营、决策理念。

一方面，抗疫和防护产品、纺织品、方便食品与电子类文化娱乐、数字产品，在特殊时期的出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建筑机械与矿山设备等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继续受到欢迎，跨境电商在外贸拼单集货、快递配送中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上观新闻：长远来看，外贸企业怎样才能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黄建忠：这次疫情给不同企业上了一堂抵御风险的大课。

外贸企业要强化自身的管理素质，面对风险要具备市场研判能力，在决策上要有前瞻性，在经营中保持灵活性；在经营管理中要动态优化供应链，保持上下游网络客户关系的韧性和弹性，切忌“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资产和业务配置上要把握动态平衡，提升供给备份和需求替代能力，如拥有一定的海外仓备货与保有相应比例的现金流。

此外，要善于开辟新市场、新渠道，保持“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灵活性。特别是，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对外签订的众多双边自贸协定等政策红利，利用好不同区域、产品市场的各种金融衍生品工具。

拥有内外相对均衡的市场
是大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上观新闻：有学者提出，无论是从GDP的存量还是增量上看，外贸占比都是“三驾马车”中最低的。因此，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没有想象中大。

黄建忠：外贸依存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最近几年来，无论是GDP的存量还是增量，外贸占比确实有所下降，但据此断言外贸作用可以忽略不计，甚至认为外贸产生了“拖后腿”的负面作用，都是极其错误的。

外贸对GDP的作用，可分为直接贡献与间接贡献。直接贡献特指早期的资本积累和外汇收益，即通常所说的弥补“双缺口”作用以及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效应。随着国内产业的成长和经济总量提升，外贸的间接作用会不断上升，表现为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生产率提升效应等。

此时，外贸依存度虽有下降，但外贸总量、结构发生的变化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动力，外贸出口是联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核心纽带，外贸进口则是分享全球经济和科技革命最新成果的主要桥梁。因此，外贸的作用不能仅以外贸依存度作为判断依据。

以上海为例，近年来外贸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甚至有些年份出现逆差状态，但高科技产品进口增长率始终处于高位。它对城市的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是不可或缺的，进博会的溢出效应即为一个直接佐证。

上观新闻：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全球客商的反馈积极吗？

黄建忠：2020年进博会的招展效果良好，计划的展区面积供不应求，包括设立了公共卫生防疫展区、节能环保专区和智慧出行专区等。目前，已经有30多家公共卫生领域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展。

在特殊的世界经济形势下，进博会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热点，在区域经济层面甚至可称之为一大引擎。从内外经济平衡、技术驱动增长、服务经济与消费升级、新商业和新业态发展等角度来看，进口增长可视为中国经济的一匹新“白马”。

上观新闻：从“卖全球”到“买全球”，这一步如何才能迈得更稳？

黄建忠：进博会既是中国商家“卖全球”和“买全球”，也是中外商家“全球买”和“全球卖”的过程。要持续发挥溢出效应，需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并释放更多的政策红利。

从市场趋势来看，拓展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科技与应用、生命健康与医疗保障等符合现代生产和生活趋势要求的产品、服务展示交易空间，是一个重点发展方向。

上观新闻：传统外向型发展战略是否需要进行调整？

黄建忠：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观察，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拥有一个内外相对均衡的市场。因此，中国经济成长的最终结果也应当走向全球化的内外市场均衡结构阶段。

近年来，节庆消费成为市场需求集中爆发的节点。上海“五五购物节”的景气，又一次彰显了市场扩大与消费升级的魅力，也进一步吸引了全球商家的注意。

上观新闻：对企业来说，外贸转内销不会像“健身教练改送外卖”那样简单吧？

黄建忠：对具体的企业而言，这不是简单的转产转型过程，而应当具有一个内外市场兼顾的经营战略。

它要求有跨文化、多样化的经营理念，有多层次、多角度的经营战略，有高质量、高标准的管理水平，有国际化、高效率的经营管理队伍。同时，还要求具备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的运作模式。

跨国公司没有成规模地撤离
相反还有大量资本来华寻求避风港

上观新闻：有海外舆论提出，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会简化或者说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甚至可能出现外资撤离中国的情况。这种预测会成真吗？

黄建忠：由于西方某些政客在严重的疫情面前不检点自身政策失误，为达到选举目的和满足利益集团私欲而极力甩锅、栽赃中国，并动用国家力量、政府资源甚至各种“补贴”工具，恶意鼓吹所谓的“供应链安全论”“与中国脱钩论”，市场人士难免担心疫情中、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会出现“碎片化”。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大可不必的。跨国企业的战略安排不是“说走就走”那么简单。在全球疫情蔓延的今天，中国恰好成为全球经济的“安全地带”、率先复苏增长的“阳光地带”、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地带”。

数据显示，跨国公司不仅没有成规模地撤离中国，相反还有大量资本来华寻求安全投资。今年第一季度，全国18个自贸试验区实际利用外资289亿元。其中，上海实际利用外资增长4.5%，3月份的增长率更是高达20.8%，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0家、外资研发中心5家；在厦门，实际利用外资逆势增长了30%。

上观新闻：您和相关跨国公司的管理者、投资者进行过怎样的交流？

黄建忠：上海是外资企业相对集中的地方，我们接触到的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率都已在90%以上。尽管相关企业在疫情中蒙受了损失，但对在华投资、生产的前景仍然“一致看好”。

一家专业从事进口汽车智能化内部装饰配件生产、销售的美资全资企业，去年以来一直在寻求新的地块来扩大生产，等到疫情过后，就会马上启动新厂房的建设。他们表示，看好疫情过后的车市反弹行情，坚信爱车族消费升级的需求就在眼前。

上观新闻：上海及中国何以能成为国际产业链的首选地、国际资本的避风港？

黄建忠：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充分利用抗疫战果和全球疫情影响在时间、空间上形成的“双重窗口”，率先复工复产，并科学规划实施“新基建+都市圈”的布局，充分展示了制度优越性。

从吸引更多外商投资的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充分释放扩大开放的政策信号，切实解决好现有外资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如劳动力来源不足、原材料供应断档等。

更重要的是，应进一步落实外资“负面清单”、全产业链放低外资进入门槛，包括放开外资金融服务业的股比限制。同时，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在商业银行信贷与外汇资本管制等领域补齐“短板”，进一步落实国民待遇，等等。

要有危中见机的商业能力
也要有实干兴邦的工匠精神

上观新闻：此次疫情对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会带来什么影响？

黄建忠：此次疫情对“五个中心”建设的影响不一。

短期来看，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发挥作用会受到一定阻滞，但中心地位没有受到撼动。长远分析，借助中国的庞大市场与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加之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的经济、区位优势，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前景会更加明朗。

同时，这次疫情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性，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效果，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的供应链优势，这有利于显著提升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和全球科创中心的吸引力。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央寄予厚望的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的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也绝不可以独惠其身，而要始终把自己放在全国大局、全球视野下来思考，更好地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区域创新、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

“服务”本身就是机遇，就是竞争力。做好了服务，就会带来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五个中心”建设，聚力落实“三项重大任务”，在辐射服务中体现引领作用，既是应当坚定的思想观念，也是行之有效的发展之路。

上观新闻：克服了“危”，又该怎样抓住“机”？

黄建忠：“多难兴邦”是中华民族的信念。从上海的角度来说，不仅要有危中见机、转危为机的商业能力，也要有精益求精、实干兴邦的工匠精神。

应对疫情期间，上海各界广泛行动起来，在超大城市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积累了新的经验，不仅将疫情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而且在支援全国抗疫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下，首要的工作是谋划好抗疫与民生、健康安全与经济重启的“双线保障”，在保持安全、有序的前提下推动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如期、保质实现。

要积极组织科研攻关和健康医疗产品生产，抓住时机推出健康产业和医疗服务的“上海标准”，将其转化成为健康医疗产业的经济效益；要总结数字产业、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产业发挥重大作用的经验，顺势培育和壮大新网络、新设施、新平台、新终端业态和商业模式，提升上海经济的能级。

同时，要利用“空闲时机”来检视全球供应链的薄弱环节，抓住“五个中心”建设的短板弱项，重新规划调整相关政策，并立足“十四五”规划，加强改革与开放协同、产业与政策联动，开创开放型经济新局面。

位于G60科创走廊的正泰松江产业园内，大型成套电气设备源源不断驶离厂区，被运往世界各地。图为工程师正在进行变压器出厂试验前的准备工作。 李茂君 司占伟 摄

上观新闻：优化营商环境有没有新的发力点？

黄建忠：营商环境的升级可抓住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形成全球性的资本和技术结合平台，这是上海营商环境中的薄弱环节；另一个是提高对国企竞争中立的认识，改善西方世界和外商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认知。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
是全球化前进道路上的“星火光芒”

上观新闻：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衰退。但也有人提出，此次疫情的影响更类似于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而不是传统的金融或经济危机。

黄建忠：坦率地讲，全球经济出现技术性衰退已成定局。倘若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之间不能形成有效的抗疫与经济合作，个别大国继续奉行“以邻为壑”政策，不能排除全球陷入新一轮经济、金融危机乃至演化成大萧条的可能性。

当然，由于这次经济停摆主要是源于疫情外部冲击，形成供给侧与需求端的双重破坏，在性质上不同于传统的生产性过剩危机，因此，它能否成为一个时代的划分标志以及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位置，都还需进一步观察和评估。

上观新闻：上次大萧条之后，欧美国家花了十多年才恢复元气。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黄建忠：人们常说，未来世界经济“唯一可确定的前景是不确定”。这次疫情是否会演绎成大萧条，首先取决于它是否会先期演化为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否、会不会出现2008年那样的全球性股市崩盘和巨型金融机构倒闭是关键。在这个方面，美国的金融政策及其市场反应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然，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也扮演重要角色。沙特与俄罗斯油价大战牵扯美国金融资本市场的油股表现，构成了一个重要“看点”。一群“黑天鹅”倘若真正碰到一起，金融市场恐怕会有强烈反应。一旦全球经济、金融陷入危机，大萧条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这些年来，世界经济内在的失衡矛盾与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分化等现象未有改变，在此次疫情的影响下还有所恶化。因此，即便疫情结束，世界经济也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元气，更无依据出现强劲反弹。

我们的一个判断是，世界经济在今后两三年内会处于“弱复苏”状态。当然，这不排除某些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会有较好的经济表现。

上观新闻：“退”与“进”之间，全球化将走向何方？

黄建忠：对于此次疫情的影响，我们既不能过于担心，也不要盲目乐观。它究竟是推动全球化往前走还是使其倒退，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次疫情会加速全球化重构，包括理念的分化、行动的分化、未来的分化。

上观新闻：全球治理能否经受住这场“压力测试”？

黄建忠：近年来，世界经济治理陷入混乱，全球化的理念与主张、立场与行动、利益与价值取向有所分化，“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全球合作治理可谓举步维艰。甚嚣尘上的“索赔”声浪夹杂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狂躁情绪，更是给全球化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但从历史规律来看，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理念，是全球化前进道路上的“星火光芒”。我们寄望于国际社会能够从全球抗疫中领悟到正确的方向，合薪取火，相向而行，共同致力于深化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黄建忠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会长，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