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上午，上海代表团分组会议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霞谈到，“一旦发生不明传染病，到什么程度需要作出快速决策，这需要建立直报机制，这比层层上传要快。”

王霞建议，在《传染病防治法》中简化疫情报告程序，规定医疗机构、疫区政府的直报制度，以避免实践中医疗机构内外多层级请示、专家研讨会诊、政府多层汇报请示后再系统填报。同时，拓展大数据平台的功能，利用全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直接信息共享。

王霞代表

同在第三组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艳说，非典之后就已经建立了相关直报制度，但怎么去采集和判断这些数据，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她建议健全疫情直报制度，完善扩展传染病监控体系，同时，要拓展加大数据疫情数据收集分析功能。

刘艳代表

在王霞看来，大数据平台不仅要分析系统之内的信息，也要把外边的数据也纳进来，目前的信息技术水平已经足够高。疾控中心如果注意到大数据的预警提示，立即可以派专家前往调研，这是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社会治理中非常有效的技术手段。

“我赞同你的观点，大数据在疫情防控中可以发挥有很大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所长李林代表说，目前，美欧日的NCBI、EMBL和DDBJ已成为世界三大生物大数据中心，数据保有量高达200PB，形成了领域内的垄断局面。而我国国内领先水平的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存储能力还不到10PB，差距巨大。作为生物医学数据的主要产出国之一，我们的数据主要存储于国外的数据中心，面临严重的数据流失问题。此次新冠病毒的分子溯源工作，大规模的计算所采用的数据大都来自于国际病毒数据库GISAID，我国产出的新冠病毒基因组数据也是因为递交到这个国际数据库里才能为我国众多科学家所用。

李林代表

另外，我们缺乏自主开发的具有影响力的可用于生物大数据深度分析，包括这次新冠病毒分子溯源的生物信息工具软件，我国健康信息数据平台的功能仍停留在查询、下载等基础层面，影响了数据挖掘与知识形成的效率。

“虽然我国已建立了多个健康信息数据平台，但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权威的健康信息平台。” 他建议通过顶层设计，打通研究机构、医疗机构、疫情监管机构、企业间的健康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推进信息化标准重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等“硬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