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很多上海市民发现自己和邻居、和社区干部、和社区微信群的朋友们“距离”更近了。

说这是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赐予的“礼物”也许不甚妥当。但大家确实感受到，在过去的数个月中，社区，也是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主战场之一。有了社区居民、各方工作人员的齐心协力，生活在社区中，让人温暖又安心。

如何让社区在疫情期间迸发出的凝聚力与行动力，延续到未来更多美好的平凡日子中？日前，浦东新区社工节特设专题论坛予以聚焦。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的十余位嘉宾与近200名对这次话题感兴趣的网友，在线上展开了一场讨论。

来自一线的观察：

互相“看见”就会互相谅解

进入21世纪以来，韧性城市在以英美为代表的国际学术界已经成为城市规划和地理学研究的热门话题。相比于传统的城市应变应急研究，韧性城市的研究更具系统性、长效性，也更尊重城市系统的演变规律，因而为关注城市公共安全、强化城市应急治理能力的专业人士，提供了一套新的理论工具。

有趣的是，在讨论会现场，“韧性”几乎成为串起整场讨论的关键词。多位与会者不仅分享了自己关于社区“韧性”的定义，也讲述了在疫情防控期间看到的“韧性社区”雏形。

在浦东新区社区服务中心主任杨旭看来，当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发生，猝不及防地打乱了人们原本的生活节奏，且不得不宅在家中时，社区秩序、生活、人际交往保持持续而不断裂的“链接”就是一种韧性。当然，在此过程中，离不开一个有序行动的社区。行动、有序地有所为有所不为，即是一种韧性与力量的展现。

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副秘书长刘舒姣提出，韧性社区应该是一个有机体。在面对重大的、突如其来的灾难时，社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重要。当社区可以通过自身的能动性，集结政府力量、专家团队、基层工作者、社会组织、自组织，合力形成一个共同体，并创造起自助互助的氛围时，社区就能链接到更多资源，更好地协同应对各种问题。

陆家嘴街道崂三居民区赵子正书记回顾起自疫情以来自己所在社区的应对，“疫情刚发生时，大家心里都没底，主要遵循过去的社区治理经验做判断。现在回过头去看，整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钟南山院士公开表示新冠肺炎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之后。当时，社区层面对疫情的走向已经有所关注，但因为已临近春节，整个居委会的社区工作者们差不多都在准备迎接假期了，有的社工已经提前请假回老家或外出。赵子正坦言，就自己所在社区来说，在这一阶段并没有真正进入抗疫状态。

这让第二阶段成了最艰苦的日子。虽然人手不充裕，但街道和社区都马上开足马力，进入了工作状态，主要工作是对社区居民进行地毯式排查。社工们戴着口罩，一个个上门排摸，实现了全覆盖。在这个阶段，有些社区居民对来自湖北的人士、特别是武汉来沪人员存在疑虑，社区工作者们在注意到这个细节后，有意识地用友善的态度和友好的行为来影响社区内的居民。也是在地毯式排查、了解家家户户情况与需求的同时，社区志愿者的发动从一开始的谨慎，慢慢过渡到了队伍的逐步扩大。

在此后的第三阶段，以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陆续将社会资源注入社区。他们协助社区一起面对疫情的防控，也充实了社区志愿者队伍。

如今，社区工作界对工作方法、工作思路、社区治理模式的更新讨论很多。但回顾此次疫情过程中的经历，赵子正发现，社区治理模式没有“最新”，只有“最合适”———社区治理过程中新旧方法和技术的使用，尤其需要辩证地看待。本次疫情中，过去传统治理沉淀下来的好经验和好办法仍然没有过时。所谓“地毯式的排查”，靠的依然是社区干部的脚力、眼力和脑力，靠的是和社区居民面对面，以最直接的方式了解大家的困难、需求、关切。

成都市武侯区玉东社区杨金惠书记的体会则是，社区防疫工作有没有社会工作视角大不相同。以她所在的社区为例，整个社区防疫工作当中，有两点始终很重要：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取向和社区工作者的态度。

杨金惠发现，因为坚持了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态度和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取向，她所在的社区自疫情防控伊始，就很注意对居民隐私的保护，也一直关注如何实现与居民的“有效沟通”。整个工作团队在社区防疫过程当中力争做到两点———尊重和澄清。尊重是沟通的基础。澄清是指对疫情防控中各个主体责任、边界、预期的澄清。在她看来，不管是在应急状态下，还是在日常工作状态下，及时澄清各方主体的责任、边界，合理调整预期，才能更好地达成共识、开启行动。

在奠定了共识基础之后，杨金惠发现，整个疫情防控中的个案服务和管理也很重要。所谓“韧性”，很多时候会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特殊需求与紧急状况中。尤其在类似疫情期间这样的非日常工作状态下，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更应及时跟进社区内需要个案辅导、援助、支持的对象，努力做到把社区的关心、力所能及的支持带给每一位居民，不轻易落下任何一个人。

多位发言者表示，“看见”是增进社区融合、提升社区凝聚力的基础。哪怕是出现紧急状况，哪怕解决问题的能力暂时有限，很多时候，居民需要被看见，社区干部、社区工作者也需要被看见。“看见”是一种直接的互相接触。无论信息技术多么发达，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始终无法被代替。

微信群能量大

有共识的社群才有力量

尽管“看见”是接触和沟通的前提，但毋庸讳言，微信群如今已成为社区内居民之间、社区与居民之间保持联络、互通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在疫情期间，无须正面接触、方便实时交流的微信群，为不间断的信息沟通提供了便利，成了不少社区干部与居民产生链接的重要接口。据了解，疫情期间，很多社区内的各类社团和社群人数都有所增加，各种资源也通过微信平台得到了顺畅的对接。

2017年初，北京大栅栏街道为了更有效地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在大栅栏社区营造实验团队的牵头下，开启了以“线上+线下”模式陪伴式培育社会组织的探索。至今，大栅栏街道以社区自组织为主体，共建立了103个微信群。

本次疫情期间，清华大学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秘书长梁肖月对街道下辖9个社区、54个社区自组织的84个以自组织为主体的微信群进行了观察。她发现，在疫情期间，社区自组织主要有七大方面的行动：线上信息宣传，包括安全防护提示和疫情播报信息；线上教学，包括往期活动回顾、学习链接发布以及组织线上学习；线上宣传，针对社区防疫过程中涌现的好人好事、防护措施的小贴士进行作品创作和广泛宣传；线上筹集和捐赠物资并组织团购；线上及线下的邻里互助服务，包括电话慰问、买菜送菜、定期探望需要帮助的群体；线下防疫消杀，除了做好居住地周边的每日消杀以外，还要持续配合社区两委进行社区重点卫生死角等区域的消杀防疫；线下值班，配合社区两委在胡同出入口开展值班、测温、查证等工作。

总结疫情期间社区自组织参与社区防疫的关键要素，梁肖月提到了三个层面———

第一，在街道及社区两委层面，要有吸纳有意愿且有能力的社区自组织参与社区防疫的意识，同时将之化作对社区自组织进行可持续性培育的一部分。在保障社区自组织成员安全的基础上，适度让渡某些社区防疫工作的实施空间给社区自组织。

第二，对社区内专业社会组织，要秉持助人自助、案主自决和社区营造的理念。换言之，特殊时期，也是培育社区内生力量的好机会。在此期间，街道及社区两委仍然可以以“陪伴+培力”的方式，持续进行社区自组织或是能人的培育。

第三，就社区自组织自身而言，“在地性”和主观能动性是其优势。对此，街道及社区两委需要助力其逐步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明确组织目标、聚焦组织的服务内容。有了这样的基础，无论是处于常态还是非常态，社区自组织才能更好地依据环境变化，自主转化服务形式，获得更稳定、持续的发展。

梁肖月发现，在疫情期间，社区自组织在社区党委的引领下，在社区防疫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实，社区自组织在社区里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如何将社区自组织纳入目前的社区治理体系，发挥其更大的作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课题。

不过，尽管微信群能量大，能成为有“共识”的社群才有力量。有与会者表示，自己所在的小区属于深度老龄化社区，如果要做到社区服务、帮困无死角、全覆盖，光依靠社区的微信群是不够的。这时，社区本有的凝聚力和动员力依然重要，尤其是党组织的凝聚力在此过程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社区治理在对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学习中，不能忽略了社区治理的本质。

来自大鱼社区营造发展中心的何嘉表示，疫情期间，“直面疫情下的社区困境”的指导思想很好地指引了自己和同事们的工作，也借此机会，积累了不少迅速将线上和线下结合起来的经验。但随着生活慢慢地从突发疫情状况复归日常，如何从社区日常疫情防控转为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如何激发年轻人走出家门、参与社区共建，是今后值得思考的一个新问题。

社区是大家的

遇到问题需共同面对

南京互助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吴楠分享了翠竹园社区在防疫和抗疫过程中的多方协同。

2月初，和大部分小区的情况类似，翠竹园社区上下对疫情走向还处于懵懂阶段。那时，社区中的各方力量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直到2月5日，整个社区防疫出现了重要变化，要求社区层面必须对整个社区进行强制隔离和管控。这时，挑战出现了———社区里就那么几个干部，一下子要做那么多事，还责任重大，怎么做得完？

好在，南京翠竹园社区互助会（以下简称“互助会”）到今年已走过了10个年头，在过往的实践当中，形成了“四方平台工作法”，即协同社区里的物业公司、业委会、居委会和互助会，一起推进社区各项工作。很快，在召开四方平台会议以后，各方明确了自己的职责———

居委会主要做统筹和引导，负责资源整合；物业公司在日常工作之外，负责做好消毒、安全排查和对各单元楼栋的信息梳理；业委会主要承担起让信息畅通起来的工作，由于翠竹园社区里面还有一些并非居住在社区内的办公人员，涉及住户和流动人口在内的方方面面的信息，都需要通过业委会的业主清册进行排查，并与物业公司的清册、派出所的信息进行比对，这样才能够迅速地把数据统一地对应起来。最后，社区内的社会组织负责在具体的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专业力量。

为了使社区各方更好地协同应对疫情，互助会特别制定了一套策略和方法，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防疫抗疫期间，互助会在原有的四方平台群之下，专门新设了“协商议事群”和包含志愿者在内的“社区智囊团群”。当各方就可能存在的伤害或风险进行讨论时，“社区智囊团”负责讨论出一个好的方向。

第二，互助会调动社区里的志愿者，完善了每一个楼栋的楼栋群。通过社区里密集的社交网络，帮助居民们顺利加入所在楼栋的微信群。

第三，让社区里的枢纽群负责疏导心理、辟谣、宣传政策等方面的工作，实现动员、排查和监控三到位。努力做到让尽可能多的居民及时了解社区动态，知晓社区每一阶段、每一步的工作内容，并及时辟谣、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恐慌。

在吴楠看来，社区在面对疫情时，每个人、每个社区内的组织都是有责任的。遇到问题不要紧，重要的是大家在一个共担责任的共识下，每个人尽力把自己该干的事情干好。当每一方主体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了，大部分疑难问题都能得到较顺利的解决。

社区组织的应急反应能力

功夫在平时

如今，在上海的一些社区，社区公益基金会成了传统社区工作“三驾马车”（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之外一方不可忽视的新力量。

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佳华介绍了此番疫情期间自己所在基金会的一些行动。在他看来，社区基金会作为一个社区的资源平台，可以在整合人、财、物三方能量方面发挥作用。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整合社区资源、为疫情防控服务，是摆在社区基金会面前的重要课题。

从1月底开始，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围绕“人、财、物”三个方面整合资源。

以“物”为例，基金会既针对疫情发生后的不同阶段，筹集社区所需的一线应急物资（包括口罩、额温枪等），也为社区工作者提供能量补给类的物质支持、对辛勤参与社区防控工作的志愿者进行慰问。

在人员方面，考虑到陆家嘴这边有些国际化社区，需要更好地向境外人员介绍疫情与防护手段，基金会依托过往积累的专业志愿者资源，组建了5支小语种志愿者团队，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手段和境外人员进行沟通。

身为一名社区工作老兵，张佳华坦言，长达四个多月的抗疫工作带给他不少新启示。比如，他发现，无论社区处于怎样一种状态，未来，真正扎根于社区、能够与社区需求精准对接的社区型社会组织才会被需要、被记住，存在得长久。一方面，这类组织能够灵敏捕捉社区需求；另一方面，它们能够快速反应，将自身可以整合到的资源，迅速与社区需求对接。毕竟，每一个社区都需要有一个常态化的社区资源网络。这个资源网络不是在应急状态下，想启动就能够启动的。

 张佳华深感，功夫在平时，社区组织的应急反应能力，根植于过往每一次与居民、与社区各方主体的互动中。每一次的互动，不仅帮助社区组织体察所在社区的特点和居民需求，也是一个与居民、与社区各方主体建立互信的过程。当社会组织明确自身定位、找到自己在整个社区资源网络中可以扮演的专业角色，再去做一些社区动员和资源整合，才会合适、准确，避免低效和浪费。

点评

社区韧性背后

是一个美好生活共同体

钟晓华（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今天，我们在社区防疫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讨论社区韧性问题，非常有意义。这样的讨论，不仅可以改变原先大家对于治理创新困境的想象，认为很多时候社区治理创新主要靠少数人在做、大多数人在看，也能让我们充分认识到，社区事务需要身处社区的每个人的关注和努力。

各位发言者的实践贯穿了社区防疫的各个阶段，每个社区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各不相同，但大家的努力背后，既有物理边界意义的小区，也包括了拥有社会共识的社群，很好阐释了“社区”的双重含义。在大家的发言中，既可以看到传统“三驾马车”的作用，也有新三驾马车（社区基金会、社服中心、社联会）的驱动，有陪伴式的社区营造伙伴、有活力的社区自组织参与其中。相信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和持续发力，我们社区的韧性或者说“抗逆力”一定能够获得全方位的提升。

很快，社区在疫情期间的非常态应对将转入常态化阶段。这时，各个社区在前阶段所产生的创新实践，能否顺利转化成长效机制将是一大考验。对此，社区层面还需多一些前瞻性的准备。也只有这样，特殊时期的社区抗逆力才会真正转化成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为社区各方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把社区真正凝结为一个美好生活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