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3月26日，我在发烧，还有间歇性咳嗽，但由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缺少检测试剂盒，我无法知道自己是新冠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安全地拥抱我88岁的老母亲。”

写下这段文字时，本书作者马克·霍尼斯鲍姆正躺在伦敦的病床上。作为历史的书写者和亲历者，他不禁发问：事情何以至此？

「历史与现实魔幻般地重叠」

霍尼斯鲍姆是位资深的科普作家。

当他在《卫报》《观察家报》发声时，他是一名出版了多部畅销书的获奖作家和优秀记者；当他为《柳叶刀》撰稿时，他又是一名专业的医史学者。这本书不仅体现了他在文字运用上的娴熟，更显出他在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洞见。一如英国医史学家威廉·拜纳姆的评价：本书对流感的讨论极为精彩，可读性很强。《柳叶刀》也点评道：这本书“精彩地描述了疾病的定义和分类过程，并指出文化因素极大地左右了我们对疾病的感知、影响了我们对瘟疫的反应”。

然而，霍尼斯鲍姆的这本书并不“好读”。

这本史书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涵盖了9种重大流行病。内容广涉病毒学、分子生物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科学哲学、医学史等多重学科知识。

我们一方面钦佩作者研究之深入，另一方面又不禁忧虑：对于文科读者来说，它似乎显得太“科学”；对于医学读者来说，它又好像有点太“社科”。倘若投入大众市场，它更是看起来缺少“噱头”。究竟会有多少人愿意翻开一本论述“PHEIC（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判定”“冠状病毒的发现过程”“气溶胶如何在建筑物中传播”等专业知识的传染病史书？又有多少读者能静下心来，在一页页充斥着学术名词的纸张中，细细品读疫病流行时的病原学研究、公共卫生应对以及复杂的社会影响？

2019年，作为译者的我们曾这样担忧过。而那时的我们又何曾料到，在2020年初，“PHEIC”“冠状病毒”“气溶胶”等枯燥的医学术语，会成为大家争相讨论的热词；那些曾经只存在于医学杂志上的病毒学知识、流行病学研究，会成为新闻热点。仿佛就在一夜间，历史与现实魔幻般地重叠。如霍尼斯鲍姆所言，从二十世纪大流感到新冠疫情，人类历史上两场灾难性事件恰巧相隔一个世纪，不要说历史学家难以想象出这种巧合，就连小说家都不敢这么虚构。

事情何以至此？

「传染病从未远离」

疫情的讽刺与悲剧之处在于，它的出现并非毫无征兆，对它的预警也不在少数。1992年美国医学研究所发布“新发传染病”报告，警告全球化、气候变化和日益增多的肉类消费，使得世界比过去更容易受到已知和未知传染病的伤害。2013年，生态健康联盟的科学家冒险进入蝙蝠洞采样，做出“蝙蝠可能引发另一场SARS大流行”的判断。2015年，比尔·盖茨在TED演讲中同样指出：“在未来几十年，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杀死上千万人，答案很可能是某种具有高传染性的病毒。” 

这样的盛世危言不胜枚举。疫情发生之后，人们才想起去追捧这些所谓的“预言家”，但事实上，只消看一眼人类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传染病从未远离。

20世纪初，所谓“西班牙大流感”横扫全球，留下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恐怖的死亡数字。在那之后的一百年里，类似的剧情一再上演。现代医学高歌猛进的史诗吟唱，始终伴随着恐慌、悲伤和忧虑的协奏。如本书所述，人们不曾想到，令人闻风丧胆的鼠疫会降临在自诩“天使之城”的洛杉矶；人们更从未料想，可爱的家养小鹦鹉会带来致命的鹦鹉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军团病、艾滋病、SARS、埃博拉、寨卡热……瘟疫在全球四处生根，没有哪个国家敢标榜自己绝对安全。

人类不断地从瘟疫中总结经验教训，开发新的诊疗技术。但正如细菌学家乔舒亚·莱德伯格所言，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尽管有了新的医疗技术、普及的疫苗和抗生素，但人类“本质上比以前更容易受到伤害”。是人类的学习能力不足吗？是我们的医学家们还不够努力？抑或者，我们需要跳出思维惯式，重新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

我们常把对抗传染病比作一场战役，将病毒视作虎视眈眈的敌人。但比起“对抗”，也许“平衡与失衡”才是更为适宜的隐喻。彻底消灭病原体的理念是难以实现的。我们看到，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在多次瘟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自然状况下，病原体与动物长期共处，已然达成了某种平衡，而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入侵自然领域，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病原体便跳跃到人类身上——本书的许多章节，都在讲述这样的故事。

除了生物因素之外，社会、文化因素也加剧了传染病的蔓延。首先，全球化使得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疫情流行时，我们已无法寄望于躲进某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一隅偏安。其次，文化习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疫情的传播，饮食、丧葬、节日习俗等都可能推波助澜。而这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具现。在第六章的埃博拉防疫史中可见，简单粗暴地取缔习俗可能会适得其反。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我们需要搭建科学与风俗之间的沟通渠道，谋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此外，在每场瘟疫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恐慌、流言与不信任总是如影随形。瘟疫来袭时，我们希望迅速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但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期盼。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中，纽约公共卫生官员们担心影响战事，刻意夸大德军的流感疫情严重程度，而将美军的疫情轻描淡写。20世纪初洛杉矶鼠疫爆发时，出于对城市形象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市政领导、商业和新闻业巨头压制疫情报道，宣称“绝不会刊登有损城市利益的内容” 。

信道可以被管制，但焦虑与恐惧却不会因此消失，它们时常成为流言蜚语滋生的温床。2003年4月1日，香港正陷于SARS疫情困境之中，某家报纸的网站传出消息，称香港即将被宣布为“疫港”，惊恐万分的人们忙将消息转告亲友，抢购食品和生活物资。然而，那则消息却只是一名14岁男孩的愚人节恶作剧。另一方面，污名化与偏见常与流言相伴。SARS流行高峰时期，多伦多唐人街宛似鬼城，食客们唯恐避之不及。艾滋病流行初期，患者背负着巨大的道德污名，被指责为纵欲狂、罪犯、瘾君子；甚至连因输血而被感染的血友病人也未能幸免。

在恐慌中，许多人会寄望于科学。诚然，科学的理性、中立和审慎是抵抗流言的利器，但我们必须谨慎地承认，科学亦有局限。正如书中所展现的：有时科学观察会出现失误，就像在没有认清流感病毒之前，我们一直将细菌作为流感病原。有时科学研究又不够迅速，正如当SARS疫情急需特效药和疫苗时，医学界却只能给出隔离建议和支持治疗。艾滋病的科学纷争史更是向我们昭示，当科学家陷入名利、荣誉之争，疾病的本相就会陷入重重迷雾。

除了前述问题，作者在最后一章论述寨卡疫情时还提及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寨卡瘟疫正炽之时，报纸竞相报道，巴西政府和各色组织争先恐后地参与疫情防控，然而随着世卫组织宣布解除PHEIC，当地政府与大众又再次陶醉在“抗疫胜利”的笙歌之中，仿佛一切问题都随着疫情一起终结。部分曾经承诺的科研经费没有按时到位，一些原有的康复支持项目也慢慢消失。作者痛心疾呼：虽然寨卡疫情已宣告结束，对它的恐慌也逐渐被时间冲淡，但巴西贫民窟的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本质改变，传播寨卡病毒的蚊虫依然在充塞垃圾的河道中滋生，因寨卡而致畸的婴儿也未得到应有的照护补偿。若相关社会条件无法得到改善，谁也无法保证寨卡疫情不会卷土重来；谁也无法预料下一场疫情将会侵袭多少国家。事实上，疫情的反复并非没有前例，就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埃博拉疫情于非洲死灰复燃，并于2019年7月17日再度被世卫组织宣判为PHEIC，至今尚未解除。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做旁观者」

霍尼斯鲍姆为本书拟定的英文副标题叫作“一个世纪的恐慌、歇斯底里和狂妄自大”，将这样三个“负面”词汇置于文前，乍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妥，但通读全书之后，便可知晓作者绝对不是想要传播恐惧，也没有过度悲观。在我们看来，这三个词语可视为作者向所有人传达的信息：疫病来时，不要惊慌失措、失去理智判断情势的能力；疫病结束后，不要陷入“胜利”的狂喜中，过度吹嘘人类的成就、科学的力量，而忽视了引发疫情的原因。

细观多年，每当疫病来袭，传染病领域就会成为媒体报道、科研立项、财政拨款的重中之重；而待疫情消退，一切又渐归惨淡。比如，在SARS疫情之前，美国过敏和传染病部门认为冠状病毒不是重点，每年拨发的科研经费仅有300万～500万美元。当SARS疫情突至，经费激增至每年5100万美元。但数年后，又回落至年均2000万美元。再至中东呼吸综合征爆发，经费数额又出现了类似的暴增和回落。此种情况在许多国家出现，许多学者感叹：我们对疾病大流行的态度，似乎一直处在“恐慌”和“忽视”的循环。

诚然，新闻报道需要追踪热点，科学研究亦是如此，但若只顾追新逐热，我们难免还会陷入“一拥而上”与“一哄而散”的循环。最后像掰苞米的黑熊一般，一路追逐，却两手空空。

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各个学科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激增， SARS疫情时期“加强公共卫生学科建设”的呼吁也再度成为热议，关于瘟疫的书籍、科普文在网络不断涌现，就连25年前的传染病老电影《极度恐慌》都重新迎来了观影热潮……关注热点是人之常情，但我们更要思考：“新冠”热点之外呢？“新冠”热点之后呢？

我们需要预言家，更需要能够阻止“预言”发生、守护人类的人。一场全球大流行病的爆发牵涉众多，每一个环节都需把守。我们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野生动物管理的政策能切实推行，吃野味的风俗能合理改善；哪怕多年过去，菜市场也不会再疏于卫生管理，将野生动物和家禽混置。我们期盼，当钟南山、张文宏等医生不再是“网络红人”，仍能有一代代有志的年轻人投身医学、投身公共卫生事业；在有关传染病的讨论淡去之时，病原学家仍能获得资助，继续研究蝙蝠和各种动物携带的病原体，同时，非“热点”的其他传染病、慢性病、罕见病的科研项目也能获得应有支持。我们向往，等疫情平息，人们的生活再次被娱乐八卦充斥之时，仍愿在某些时刻静下心来，细细翻阅科普与人文书籍，沉思人类的未来……

这一桩桩愿望，不该是我们在象牙塔中的幻想。因为预防和应对下一场全球疫病、打破“恐慌、歇斯底里和狂妄自大”的魔咒，从来都不只是某些科学家或卫生管理部门的责任。守护人类健康的，可能是某个自然保护组织的志愿者、某个合理养殖的农户、某个动物检疫员、某个拒绝传谣的中学生、某个制作科普视频的自媒体人、某个小医院急诊科的住院医生、某个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阻止“预言”、守护人类的，应该也只能是人类自己，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一次次瘟疫流行之际，总有严谨、奋进、勇敢、无私的力量汇聚起来，支持人类渡过难关。但是，我们不该因为人类在某些大瘟疫后幸存，就无视自己曾经的傲慢与纰漏，或忽视当下与未来的威胁。

往昔岁月峥嵘，遥遥前路维艰。不过，世界本就如此，从不会因为我们一厢情愿的期待就变得简单。谦虚的科学家会说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谨慎的历史学家会强调了解历史不能预知未来。但是，面对复杂的传染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做旁观者，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科学原理和理智辨析中汲取更多、反思更多。如果每一个人能够时常扪心自问“应该如何”，就会减少许多灾难后的“何以至此”。希望面临那从未远去的传染病风险之时，这些知识与反思，能够使我们更加安全，更加理智，更加勇敢，更加友善。

《人类大瘟疫》
[英] 马克·霍尼斯鲍姆 著
谷晓阳 李曈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本文图片来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