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难道就这样白白没了？”庭审结束以后，面对空荡荡的被告席数小时，母亲陈碧（化名）终于在悲愤中没忍住眼泪。

5月9日上午9点半，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案民事诉讼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开庭。这起未成年人杀人案发生时间是去年10月20日，犯罪嫌疑人蔡某某对王某企图实施强奸未遂后将其残忍杀害，警方对犯罪嫌疑人蔡某某实施收容教养，期限为3年。

当时，蔡某某娴熟老练跟踪被害人并将其杀害的行为，以及其对作案现场的“完美掩饰”，表现出了他较为成熟的心智。但是从刑法角度而言，他却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这让许多人在情理上难以接受，也引发了对于现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线是否过高的讨论。

始终无法接受现实的王某父母，于今年1月在当地对蔡某某及其父母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道歉并索赔一百余万。同时，他们表示如果条件成熟，不会放弃刑事诉讼追惩犯罪嫌疑人的可能，并希望查明蔡某某父母是否存在案发后的包庇行为。

缺席的被告

上午开庭时，被告蔡某某没有出庭，蔡某某父母也没有出庭，甚至连委托代理人也没有。法庭对这个民事诉讼案件进行了缺席审理。

因为案件涉及未成年人隐私，法院决定不公开审理这场案件。被害人母亲陈碧对此心里很是不快。

代理律师田参军介绍，王某父母在这场民事诉讼中的诉求很明确：首先要求蔡某某和他父母对王某家人赔礼道歉；再一来要求对方赔偿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王某父母这段时间的交通费和误工费等总计一百万余元。

在这场庭审中，陈碧当场表态：为什么嫌疑人的监护人都不出现？要求一声道歉难道过分吗？

其实，对于赔偿标准，一直深陷丧女悲伤中的陈碧夫妇并不敏感，也是田参军对照各项赔偿标准和法律条文计算出来的。

另一面，这个家庭这半年也的确已经因为小女儿的被害几乎被掏空了。陈碧夫妇在去年孩子出事后的1个月内就把小卖部盘给了别人。这个原本以经营小卖部为生的家庭几乎丧失了所有经济来源。就连代理律师费，也是找人借来的。

事发至今，陈碧就没有再见过蔡某某的父母，更不要说获得一句他们的当面道歉，尽管在此之前这家人是小卖部的常客。

“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但是躲起来了。”陈碧说。

事情发生以后，王某的父亲短短几天之内头发就都白了，而王某的哥哥成绩直线下滑。一家人在家中常常是一连几小时的沉默，谁也不想说话。

田参军去过几次王某的家，听到了邻居们对这名早慧、懂事女孩的惋惜。他也看到了王某家中，留下了她获得的一墙壁奖状、两只她之前养的小宠物。陈碧夫妇把女儿的房间保留着原样，除了几件葬礼上烧掉的衣服，什么都不舍扔掉。

失眠对于陈碧夫妇来说已成了家常便饭，即使是现在，田参军和他们说起王某的事情，俩人也依旧忍不住时常流泪。

目前因为案情需要，王某的尸体还没有火化，依旧停放在殡仪馆的冰库里。这对于这家人，亦是不能承受的打击。

“我总感觉我们女儿死得就和草芥一样，无关紧要。”在等待了半年多后依旧没等来一声道歉的陈碧曾对田参军说。

“未满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之惑

在接手王某的案子以前，其实田参军也代理过不少未成年人伤人、杀人案件。但是王某的案情细节对于他而言依旧是“前所未有的冲击”。

“虽然之前这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伤害、杀害对方时，也有存在主观故意的，但是像蔡某某一样，把整个杀人案件布局得如此缜密、心态如此沉稳，而手段如此残忍的，我也的确是第一次遇见。”田参军说。

也正是因为这个案件，他开始搜集了更多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案的案例进行研读，尤其是关注这些施害者的年龄，希望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条通路。

“如果在故意杀人等情节恶劣的案件中，对于未成年人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能够放低一两岁，或许是更加符合当下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可以倡导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心智年龄的科学测评。或许有的嫌疑人实际的心智超过了他们的实际年龄，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和社会带来的危害。”田参军表示，眼下他已经写下一篇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年龄下限设定的调查分析，准备递交给全国人大代表。

陈碧夫妇也始终没放弃追究蔡某某的刑事责任，但是眼下刑事诉讼成立的日期却悬而未决。田参军告知主要原因是“没有收到公安机关的正式通知，不知道当下案情进展如何。”

在事情刚发生时，陈碧夫妇也怀疑过这位13岁少年对于犯罪现场的处理如此残酷老到，监护人是否也有协助包庇的嫌疑。但是警方告知他们的调查结果是：抛尸行为是蔡某某一人独自完成的，不涉及其他人。

“我也不好说他的心理年龄真的已经超过14岁的未成年人了。出事以前，他总是晚上九点多还在街上晃晃荡荡的，我女儿出事以后，有听到了许多他尾随年轻女性的证据。”陈碧说。

或许在这位母亲的印象里，蔡某某“镇定的邪念”表现得最明显的细节是：事发当日，蔡某某来小卖部问了十多次王某兄妹俩有没有回来。

“他明明意在加害我的女儿，却懂得掩饰，可以这么镇定自若地假装询问他们兄妹俩，减轻我们的怀疑。”陈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