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徐芳：您发蒙于私塾，大学读的是北大日语系，研究生读的是中国社科院国际新闻专业。了解一个作家的经历，无疑有助于更深入理解作品，所谓其人其作是也。而持系统的思想来观察创作现象，有时会发现这个领域的问题，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真正的艺术创作赋予了作品特定的美学价值，又借助文字媒介得以“留下来”，但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的“流芳百世”，即为时间所认可、接纳和张扬，也将依赖于读者的文学实践活动。

您是否认为在作家、作品、读者这个过程中，诸多不同方面的因素，可以关系到文本价值的产生、储存和实现，而这些条件由于现实和历史的原因，又不断在变化中。您是怎么探测文学价值，乃至于提出文学的判断？比如在《寻找大师》一书中，您以“散文体+新闻体+思辨体”的独特笔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鲜亮澄明、吉光片羽的大家形象。如《一个人改变了一座岛的风水》的饶宗颐，《使的是一副鼓槌，敲的是面老鼓》的南怀瑾，《懔懔绝唱》的吴冠中，《大师尾巴的尾巴》的周汝昌……我不揣冒昧，实实以为“寻找大师”的千万里路与万卷书之所以令人感动，正是在建立美学观念与衡量艺术作品过程中，发生了统摄与归结的作用。关于文化人生的深邃解读，尤其其中提出的问题，是由很多学问的介入，才形成了一种新分析与衡量的写作范型？

卞毓方：我三岁那年，跟祖父认字，继而读《百家姓》之类，算是及时启蒙。五岁到八岁，读私塾。这是无奈之举，因为身处穷乡僻壤，离新式学堂太遥远。也有收获，由旧学入门，对中国文字和古籍，多了一分敏感和喜好。

大学读日语，也是无奈。国人仇恨日本，是当日普遍的社会情绪。加之日式思维太过暧昧，缺乏明快的哲学，文学也不够阳光大气，想爱，也爱不起来。

当然不是白费，总归是一门工具。考研，读国际新闻，依仗的自然是日语。毕业后去向，主要是面对日本。纠缠纠结，最终断然放弃——这么做，在大学和研究生同窗中，我大概是唯一。我认定在步入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建设比国际动向更值得关注。

人生的每一步，不管爱与不爱，都会在作家的作品中有所体现。私塾——日语——国际新闻，给予我的是什么呢？

语言：明显受到古文和外文的影响，讲究凝练、精粹和某种程度的变异。

视野：习惯以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世界为参照，作居高临下的扫描。

说到著文，我有两条原则。一、着眼当前。文章发表，势必考虑“画眉深浅入时无”，这是由时代决定的，也是作家的良知和义务。二、放眼五十年后。五十年是约数，喻指文章要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未来依然葆有强劲的生命力。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彰显的是作家的政治智慧、文学水准，以及生活态度。什么是生活态度？用老话说，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牺牲在所难免。

写作《寻找大师》，也有两个背景。一、自《长歌当啸》起，现当代的伟人、高士，几乎写了个遍；笔头自然而然滑向令人唏嘘而又不能无动于衷的学术界。二、当时有个梦想，拟搞一个中国的类似于诺贝尔的奖。我就想到要摸摸家底，看看学术界都有哪些英雄好汉。

体裁，用的是散文。篇篇独立，而又不拘一格。先前写作《长歌当啸》时，奠定了一种路数，即：大胆把小说、影视、政论的手法引进散文，也就是“破体”；融记者的敏感、学者的宏识、诗人的激情于一炉，是则为风格。《寻找大师》“破体”依旧，只是更注重纪实。

书中的对象，各行各业，都是有学问的。自己如果没有学问，那就无从下笔。所以，写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往往一个人物塑造完毕，对他的满腹经纶，也有了大致的把握。

有人说我注重写人，不涉风景。不，风景并非不涉，只是较少而已。我固执地认为：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人有命运，文章也有命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既经面世，那就交给读者去播弄吧。

其中的浮沉盛衰十分复杂——自信的作者，大可听之任之。

唯一权威的裁判是时间。

大师是一种生态，要有大环境，也要有小环境

徐芳：有人“定义”或曰“段子”：现在有很大的危机，电脑一打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通。而当关闭了电脑，头脑则一片空白……面对“现代化”可能或已经带来的一些问题，“寻找大师”的动力和意义，使得寻找——不期然地成为大师意象与情绪的落脚之处。在反复阅读《寻找大师》后，我也似乎在寻找中，寻找着您的寻找，书中与书外的。关于寻找的主题，您在书中也是感喟再三，似乎是在历史的深处回眸，在现实的红尘中呐喊，在群峰汇聚的山巅作如是说：“大师是一种生态，要有大环境，也要有小环境。艺术是光合作用，要有世界之灵，也要有心中之慧”。寻找与大师，寻找的大师，在您，其实是精神自我圆融的过程（书中自言）——因此，与其说是寻找大师，不如说是呼唤大师，呼唤文化的大气象、精神的大格局、人生的大突围。对于这一侧重于精神的旅途，之所以出发，还是因为对中华文化的崛起满怀了期待，如一代宗师王国维所道：“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想再问您的“寻找”还在路上吗？

卞毓方：电脑给人的是碎片化的知识，如果人本身还没有建立起学术的主体，或者主体还没有强大到具有足够的吸引力，那些碎片化的知识只是外墙面临时性的装饰，风一吹就会变成一地鸡毛。

“大师是一种生态，要有大环境，也要有小环境。”没错。人是环境的产物，我们首先来谈大环境。在《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一文中，我分析了二十世纪的环境特征，即：

“当我上马。当我把急切的视线射向天幕，发现，本世纪的星空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五四是开天门的时代。万千星辰呼啸着呐喊着排闼而出；银河横斜，北斗垂柄，启明庄严而热烈地挥舞着光之旌火之纛。第二，一九四九年是‘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时代。东方红，太阳升，银河消隐，列星逊位，——其实并没有遁迹，各各还在原来的轨道上，只是太阳的光焰覆盖、消融了一切，衮衮星族，浩浩星阵，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太阳的核能为源，羽帜为衣。

“说五四开启天门，除了从天外吹来思想解放的罡风，横扫六合，涤荡九垓，还因为时代给国人送上了空前绝后的‘纵坐标’和‘横坐标’。所谓‘纵坐标’，即中华悠久的文化传统；所谓‘横坐标’，即世界各国的文明菁华。这就犹如天宇同时出现两道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历史的大机遇出现了。谁能抓住它，谁就必然成为文学上的一代宗师。而五四之前与之后，我们看到，这两道彩虹，或曰两道坐标，总是一长一短。之前是受闭关锁国、闭目塞听之苦，拒绝接受异方新鲜活泼的文化；之后则因矫枉过正，数典忘祖，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反而每况愈下，不甚了了起来。”

再说小环境。具体到《寻找大师》一书所写的人物，饶宗颐得益于香港。此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身处孤悬海外之地，做的却是昔日清华国学院才应该产生的学问。金庸说过一句江湖气十足的话：“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一个人改变了一座岛的风水。文化使饶宗颐变成香江眩人眼目的名片。

莫言得益于高密，得益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和市场。莫言获奖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引信，至于引爆出了什么，要若干年后才知道。莫言面临的，将是如何扮演一个史无前例而又不乏质疑的角色，从而在复杂多变的文化、政治时空中，立稳脚跟。  

此外，木心得益于纽约，王蒙得益于新疆等等，不多述。

人生总处在寻找的过程。你看，我从《长歌当啸》找起，到《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到《浪花有脚》，到《寻找大师》，再到《日本人的“真面目”》《美东+加勒比履痕》等等，从国内找到国外，脚步一直未停。

手头在写的是日本的全部诺奖获得者。

文如其人，大体上是正确的

徐芳：或许有人对您五十岁以后的艺术创作景象感到奇怪，甚而觉得奇诡：从循规蹈矩到以意役法，您会以“悟”来表达这种令人惊讶的“升华”？这种“悟”是与“法”相对的一个概念吗？听说您也是书法高手，而不少人在书法学习中常常遇到入帖与出帖的问题，初学书，可能以历代名家碑帖择一入手。初恨不能入，化了九牛二虎之力，钻了进去，又怕其“结壳”，不能“蜕化”，而不能出。“入帖”与“出帖”虽然是极其重要的学习阶段，但不是最终的目的，这只是求法的阶段？明朝胡应麟虽说“法而不悟，如小僧缚律”，但他还说 “悟而不法，外道野狐耳”。此所谓“悟”，是指超脱于一般的具体法则，而在创作上进入了随机应变的自由境界了？

卞毓方：我是五十岁决意皈依文化，真正动手写作，是在五十一岁。五十之前，尘缘未尽，人生有种种困惑、烦恼，包括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我是觉得，文章乃雕虫小技，如鲁迅先生言，“文章如土欲何之”。五十而知天命，阅水成川，阅人成世，彻悟：文学，乃“上帝赐予我的一块新的绿洲”。我曾在一篇短文中阐述当时的心态：“文化也者，先‘文’ 后‘化’，亦‘文’亦‘化’，全身心与文俱化。一笔在手，犹如‘乾坤圈’在握，唯觉文能补气，文能丰神，文能御侮，文能敌贼，而不复忧虑其他顾忌其他等待其他。每思欲与我中华文化而化──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彻底皈依。”

所谓“不复忧虑其他顾忌其他等待其他”，就是把一切困惑、烦恼统统放下。我在《煌煌上庠》一文中，写五十岁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站在五十岁的高度上倚风长啸，苍茫四顾，自他的双眸中射出的，是一股凛凛的心灵之光，它犀利似剑，泠然有声，凝聚了无穷的历史感悟。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这些话，也是我的心理写照。

因此，在《十月》开《长歌当啸》专栏时，编辑部的意思是从巴金、老舍等人写起，我坚持，从毛泽东写起。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毛泽东的世纪。毛泽东首先是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其次也是位文学家。他是文坛上的一个超级符号，他改变了一代文艺的模式和走向。

书法，知识而已，余兴而已。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传统文化纵不能精通，也得多少懂一点，我习甲骨文、易经、书法，就出于这种补课的心态。比如，我为欧阳中石先生作传，就花了数月时间临摹他的书法，并非学他的技艺，而是在字里行间捕捉他心绪的流动。

书法作为工具，已退居边缘；作为艺术，则是无底洞。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不可能在书法上花太多时间，也不敢妄称登堂入室。有一点小小的体会：书法不是傻练出来的，具备一定的碑帖基础后，如何扬鞭放马，扶摇直上，主要看他的文化。

毛泽东是书法大师，比较他前期和后期的书法，可以看出焕然一新、判若两人的蜕变，是缘于苦练吗？显然不是。

当代有不少书家矢志创新，我对他们的观点是很赞赏的。但实践却让人大跌眼镜，失在何处？恐怕因文化的偏颇，而导致审美的扭曲，是其主因。

文如其人，大体上是正确的。

文字是作者的面貌，内容是作者的肝胆

徐芳：季羡林先生生前曾评价您的散文是“常常有一种奇谲的光，与之相辅，艺术性强，文采葳蕤，颇有气韵、底蕴”。而何建明先生称之是“知性”散文，即在完成常态的写情写景之上的那种融入知识与智慧的文学。所谓知性散文，不仅在于一个作家的知识面，而首先得有散文家的那种灵动的文采，擅长的景情叙述，或更得有智慧的领提与捏拿和结构、章法上的考究？我也觉得您在这方面是高手，甚至是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那种高手，故而您的散文可以博古说今、谈天说地，尤其是不生硬、不胆怯、不回避，且能高瞻远瞩，意在言外……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有余，天下之至言也。”作为这种审美观念的实践，您的许多篇章让我深刻感受到“意有余”之隽永，也许很多转关接缝处的结合点，可能全在无字处？所提炼的“空白”在文字传达中产生能量的增量，如一阵清风拂过，如内心的一阵摇荡，因此我更愿意把问题从“空白”的地方切入：您的语言是否存在着特殊之处呢？

卞毓方：不管干什么事，眼光很重要。世界上最大的钻石，是在南非一个矿场发现的，很多人都见过那块原石，有人还拿脚踢过，但只有一个人蹲下来，仔细看了看，确认它是坯钻。这就是独具慧眼，这就是明察秋毫。

有眼光，还得有胆识。下面这个故事，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智慧之神打了一个死结，传言天下，谁要是能解开它，谁就能赢得未来。一个又一个解结高手轮番上阵，面对纠缠如乱麻、坚硬似铁索、茫然无头绪的死结，谁都束手无策。最后，轮到亚历山大上场。他说：‘我要建立自己的解结规则。’说罢拔出利剑，将结劈为两半。于是，亚历山大赢得了未来。”

有了眼光和胆识，还得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字。我曾论述过散文海外四家，因为不想得罪人，故以朦胧出之：以风度论，某某是老派绅士，某某是新锐骑士；以才智论，董桥是华英合璧，木心是中西混血；以色彩论，张晓风为腾金跃翠，木心为吟紫啸蓝；以旋律论，余光中近于肖邦、柏辽兹，木心近于巴赫、莫扎特。

内地作家，我就说得比较直率：莫言有血气、元气、匪气、江湖气、草根气，语言相应生猛、谐谑、狂放不羁。贾平凹身上明显有着五十年代的，也是中原板块的烙印：土、浑、厚、慧。唯土，他才凸示出地域性、民族性；唯慧，他才彰显出时代性、世界性。比如他看到陕西境内的黄河，写下了八个字：“厚云积岸，大水走泥”，这就是他的风格。韩少功是湘人，在屈原的《离骚》中长大，所以他小说中的“江湖”，悲壮，浩茫。其散文，则简洁明快，铿锵有力，拂拂如风，洋洋如水。张炜呢，我用了一组比喻：读饶宗颐长学问，读南怀瑾兴侠气，读冯其庸体会正大，读李泽厚得审美维度上的思考，读贾平凹识秦腔秦韵，读王蒙提精壮神，读莫言装了一脑袋的魔幻和通感。那么读张炜呢，突出的感觉是：悲天悯物，直陈时弊。

我的散文语言，自然同我的气质，以及表达内容有关。如写鲁迅的《凝望那道横眉》，开篇说：“鲁迅是什么？在我，首先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元气。《呐喊》是元气，《彷徨》是元气，《热风》也是元气。单独跟鲁迅对话，这感受可能不怎么深刻，把他的文章和别个的放在一起比较，孰清，孰浊，孰滂沛，孰潺湲，孰烈烈扬扬，孰飘飘逸逸。便泾渭分明，一清二楚。”

又比如写张家界的开头：

“张家界绝对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假如有人把她的大美翻译成人类通用的语言。

“鬼斧神工，天机独运。别处的山，都是亲亲热热地手拉着手，臂挽着臂，惟有张家界，是彼此保持头角峥嵘的独立，谁也不待见谁。别处的峰，是再陡再险也能踩在脚下，惟有张家界，以她的危崖崩壁，拒绝从猿到人的一切趾印。每柱岩峰，都青筋裸露、血性十足地直插霄汉。而峰巅的每处缝隙，每尺瘠土，又必定有苍松或翠柏，亭亭如盖地笑傲尘寰。银崖翠冠，站远了看，犹如放大的苏州盆景。曲壑蟠涧，更增添无限空蒙幽翠。风吹过，一啸百吟。云漫开，万千气韵。”

有论者称：“或如天马行空、大气游虹；或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

文字是作者的面貌，内容是作者的肝胆。

你提到的“意有余”“空白”，基于对艺术分寸的拿捏，以及对读者水准的确信。

高明的读者，永远是作者的良师益友。

【嘉宾简介】卞毓方，先后毕业于北大东语系日文专业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长期在经济日报、人民日报供职，作家，学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