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社区处于疫情防控第一线，是确保中央和市委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的关键所在，在抗击疫情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疫情防控中，基层治理有哪些好做法，又有哪些短板需要补上？作为一次前瞻性研讨，日前“后疫情时代的基层治理论坛”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与会者认为，从整体上看，这次基层治理经受住了疫情考验。这与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体系、十八大以后不断强化的重心下移等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基层治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基层治理机制要从应急向常态化转变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伟教授认为，在疫情初期和前期，政府普遍采用常规化治理手段去压实和分解基层治理任务，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出治理创新性和持续性不足等问题。未来要进一步压实基层治理重心下移，需要提升街道在城市治理体制里的权限，提高人财物的匹配度，实现权责利相匹配。

上海师范大学容志教授指出，网格化治理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有效作用。如何去把握网格反应状态及其运作机制对常态化治理的启示问题，是今后基层治理值得关注的问题。网格化管理实际上呈现出街面网格和社区网格两种基本形态。相比于常态化治理，社区网格在“应急状态”下往往表现得更加有效。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区网格在物理边界界定、工作人员配置、权责分配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但是社区网格制度的结构性困境依旧是制约社区网格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进一步处理好社区基础性功能和拓展性功能的协同发挥。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郭圣莉教授指出，疫情期间网格化治理对于防控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一种倾向，即把网格化治理变成单位制管理。在非常时期，这可能是必要的，但是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这种非常态的治理模式就会产生不少问题。为此，要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特点，构建全领域的治理体制机制，完善法治保障，运用技术手段、信任机制、协作性治理，进一步重构常态下网格化治理机制。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党工委书记沈永兵认为，群防群控的工作机制是此次抗击疫情的关键。随着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应将群防群控机制转化为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机制。为此，需要从五个方面加以推进：一是坚持信息的公开透明供给，为居民的参与提供可能；二是提高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通过氛围的营造、共同目标的确立去构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协作机制；三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四是提升公众的责任意识，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五是完善民主协商机制，提升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推进城市社区防疫精细化建设

上海市委党校董幼鸿教授认为，疫情是一次大考，对于城市精细化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精细化治理是一种价值导向、目标追求，而在实际的疫情防控过程中依然面临着行政效率与价值理性、信息公共边界与私人边界、政府主导与多元参与以及技术治理效果与技术成本之间的矛盾。为此，要构建精细化的城市社区疫情防控体系，就必须从人文理念、体系机制建设、经验标准化以及技术运用层面来切实推进城市社区防疫精细化建设，尤其是要注重常态化精准防控机制建设。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袁方成教授指出，技术治理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失灵的问题。他提出可以从“夹层化”这个概念切入和解释“技术失灵”，包括信息沟通夹层（政府与居民）、结构夹层（技术平台和基层组织）、技术认知夹层（专家与大众）、数字夹层（数据信息和社会事实）。如何矫治“技术失灵”？他提出应该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与协调平台，实现技术流程设计的公众参与、技术知识的社会经验化、技术数据与社会信息耦合、技术运用便捷与渠道开放。

浦东新区地区工作党委社会治理推进处处长张辉认为，此次疫情防控中，基层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各个战线的职责和任务都十分明晰，对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有力、反应迅速。但同时也暴露出基层工作压力大、基础数据建设滞后等问题。未来应构建长效机制，激发社会力量，实现社区自治共治，鼓励智能化手段应用。同时要夯实党建基础，打造熟人社区。

本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新型智库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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