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关键之年。5月1日起，《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条例》从法律层面确定了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框架。《条例》共59条，与先已颁发的“科创22条”“科改25条”等一起，共同构筑了科创中心建设的政策法规体系，为实施好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这一国家重大战略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对提升科创城市治理的品质层级、优化城市形态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一件大事、一个里程碑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起步于2014年。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提出上海“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开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历史时刻。2016年4月国务院批复《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方案》，授权开展10个方面20项先行先试，并提出“两步走”目标：2020年形成全球科创中心基本框架体系；2030年形成全球科创中心城市核心功能。2017年12月15日国务院批复“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将城市定位从“四个中心”定为“五个中心”。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助推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打造全球科创中心的强劲动力，各项工作步入快车道。2020年1月20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为今年形成全球科创中心基本框架体系、提升城市科创能级提供了新动力，促使各方面工作进入“加速道”。

《条例》的制定通过被称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一件大事、一个里程碑，是“基本法”、保障法和促进法。从内容上看，《条例》体现了五个注重，即注重创新策源能力的提升，注重激励人才的创新活力，注重创新主体的培育，注重营造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注重创新载体的建设。通过重点以提升创新策源能力为目标，对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作出系统性和制度性的安排。由此可见，破解制约创新的制度瓶颈，将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转化为制度安排，以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这是《条例》的核心要义，也是进一步推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关键一步。

我国已形成科创中心建设的联动性战略布局

近年，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相继展开科创中心建设，构成一种联动共进态势，这是我国完善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举措，为新时代国家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而2020年是三地科创中心建设共同的“节点年”。总体看，三地科创中心建设都跨出了“赶超型”步伐，有各自重点和亮点，并形成了共生性、联动性、互补性特征。

近年，北京、上海、大湾区科创中心建设的一个共同点，是基础性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不断加大。北京2019年R&D经费投入强度保持在6%，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超过15%。而上海市科委《2019上海科技进步报告》显示：上海2019年研发经费占GDP4%，比5年前提升0.35个百分点，《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研发经费占GDP比重4%的目标提前完成。同时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指数同比增长10.51%；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47.5件。大湾区2019年研发经费占GDP2.7%，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89万家，从事研发的科学家、工程师超过40万。近五年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330832件，比五年前增长219.31%。发明专利总量超过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居世界四大湾区之首。这反映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带动的科创研发投入和促进创新的强劲力量。继续加大基础性研发投入，强化原创性基础能力，成为三地科创中心建设的进一步取向。

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大湾区科创中心建设凸显互补性取向和特点：

北京科创中心建设的主线和重点，一是聚焦打造“世界知名科学中心”和“领跑世界的原始创新策源地”；二是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培育世界级创新型城市群；三是在支撑点上，集中建设“科技三城”，即“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和“未来科技城”。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形成诸多重要突破，其主线和重点，一是国家授权的先行先试10项改革大部分已落地。国务院批复的两批36条可复制推广举措中，上海贡献了9条经验，占比1/4；二是全面推进“三项新的重大任务”；三是推进长三角协同创新，实施“三年行动方案”和重点攻关计划；四是在支撑点上，聚焦张江承载区建设，建设国家科学城。同时推动张江创新示范区与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联动创新。

大湾区科创中心建设包括珠三角九市，其主线和重点，一是依托港澳开放经济体和广东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优势，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二是提升珠三角整体开放水平，作为“一带一路”支撑；三是依托粤港澳合作基础，立足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平台协同发展；四是在支撑点上，除了发挥深圳核心引领作用外，加快“光明科学城”核心承载区建设。2025年世界级科学城核心功能初步形成；2035年国际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基本建成；2050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中心全面建成。

营建与全球科创中心相适宜的城市形态

要建成世界级的科创中心，除了技术资源、市场规模和制造业核心供应链等诸多条件外，还需要具备相应的城市形态，即适宜科创“特性”的城市形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资本力求使一切事物服从尽量少损耗时间这道无上的命令，导致城市区位结构不断突破，克服存在的现有空间界限。今天“人力资本”同样体现了这一原理。科创中心的核心是高端人才，人才是“活生生”处于具体的城市空间中的。任何创新，无不是一种“环境选择行为”。广义地说，城市综合环境是创新的“决定性变量”；而对具体城市环境的感受，则是决定各类高端人才流向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就是构建一种城市形态，是一种新的“城市裂变”。

纵观世界上所有公认的全球科创中心，都具有独特的品质。举世闻名的“硅谷”自不必说，被誉为以色列“硅谷”、创新创业环境居全球第二的“硅溪”特拉维夫，除了温润宜人的气候、细软宽阔的沙滩外，活力迸发的都市风格，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发散着浓郁人文气息、遍布街角的咖啡馆、艺术馆、美术馆、公共社区，都成为吸纳人才的“磁场元素”。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公司如微软、谷歌、夏普、通用汽车等研发中心，都坐落于特拉维夫，而以色列本国70%的创新总部都集中于此。特拉维夫不仅是以色列技术之都，还是“人文首都”。歌剧、戏剧等代表了以色列最高水准，多明戈等长期在此担任男高音。以色列爱乐乐团所在地弗来德里克音乐厅以及著名的卡美尔剧院等，都是以色列文创基地和文化重镇。“永不止步”的城市精神，则被认为是特拉维夫成为全球第二大硅谷的“DNA”。

再如被誉为加拿大“硅谷”的滑铁卢，除了优越的自然风光和具有很高声誉的滑铁卢大学等外，众多风情独具的特色小镇，成为世界级的“自然—人文—社会”风景线。这些特色小镇不是“打造”出来的，而是在岁月和文化积淀中打磨形成的。每一小镇，骨子里无不透着独有韵味，对吸纳各类创意人才别具吸引力。苹果、黑莓等总部或研发中心，都长驻于此。

全球科创中心建设一定程度上是城市形态的比拼。世界各地科创中心的成长史表明，人类科创行为从来不产生于单质的境遇中，不会生长于单线的、只有技术理性的空间里。任何真正的世界级科创中心，都不只是一种技术系统的呈现，不仅要有独特的“昆山片玉”，还要有整体性的优越城市形态和城市生态。它更像一棵树，只有在自然环境、人文氛围、都市特色和优良社会群体心理的“风和日丽”中，才能郁郁葱葱。

构建与科创中心特性相适应的优质“城市形态”，是新时代城市治理新的视角和审视坐标，也是在科创中心建设中提升城市知性、人文品质和宜居品质的着力点，需进一步体悟和重视，下更大的气力来加快推动“城市更新”。

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一个重要趋向，是越来越重视科创中心“城市形态”的提升，把科创的条件、环境、生活、宜居指标等引入建设目标当中。上海在这方面已有诸多成功的建设案例，要趁《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实施之际，进一步推动全球科创中心城市形态建设，引领中国城市更加重视与科创中心“特性”相适应的城市形态生态的构建，提供更多先行先试的经验。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政治学会副会长、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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