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宣城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后抛尸事件引发关注，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话题再次引起热议。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屡见报端，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严重化、低龄化趋势，刺痛着公众的神经，不少网友呼吁“年龄不该成为护身符”。对此，在4月25日网络直播的“法治中国”学术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何挺教授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以讨论，但是有前提。”

在何挺看来，目前我国的少年司法还存在制度系统性、特殊性和独立性不足的问题。

“从系统性来看，我们的制度无法覆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所有情形，也无法完全满足教育矫治违法和涉罪未成年人的需求。”何挺指出，当下的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和过去相比有很大变化，他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感知信息的能力在提升，但对自身行为的理解能力却不一定得到同步提升。由于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少年司法的制度设计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身心特点。“但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受限于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框架，其特殊性无法得到完全的实现。在刑事司法之外，又缺乏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的有效干预和处遇（注：法律用语，含有处理、对待、治疗等意思）措施。”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然后呢？把他们纳入刑事司法后，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制度供给？”这是何挺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必须要在解决了少年司法系统性、特殊性和独立性不足的前提下，再去讨论调整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过多地把问题聚焦于刑事责任年龄是一种‘简单应对’，它不仅不能解决上述制度供给的问题，反而会丧失通过典型个案推动整体制度建设的机会，进一步导致少年司法的成年人刑事化。”

既然不能用简单化的方法来处理，那么如何采取系统性的应对？

何挺认为，首先要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司法法和专门的办案机构及人员。其次，要秉持特殊的指导理念，对待未成年人应以教育为主，从避免再犯、促进其复归社会的角度来设计教育矫治或惩罚措施。第三，在程序设计上，要与成年人司法完全独立开，同时应根据每个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设计一系列多样化和层次性的处遇措施。第四，要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支持。最后，要建立刑事案件处理和非刑事案件处理的双轨制。从案件体量上说，非刑事案件处理的少年司法可能还应该占大头，其由非罪化、保护处分、观护制度等一系列内容组成。

而相比案发后的处理，何挺更强调要“治未病”：“通过广泛的信息收集机制，了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环境影响，建立积极主动的分级干预机制，主动地识别和发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倾向。”

论坛上，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姚建龙教授指出，目前我们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存在“一罚了之”“一放了之”两种极端。如何避免走入这种极端？这就需要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进行更精细的分级，进而采取更完善的处理措施。

姚建龙建议，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可划分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触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四级。不良行为，通俗的理解即指那些成年人能做、未成年人不能做的行为，比如吸烟、饮酒、进入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场所等，其特点是还没有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主要体现为自害性，还没有实质性危害社会的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应特指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触法行为，指触犯刑法但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最后一级是犯罪行为。

在此基础上，再去设计完善的保护处分措施，其核心是“提前干预、以教代罚”，既避免“养大了再打，养肥再杀了”的“养猪困局”，又做到“宽容而不纵容”，避免“一罚了之”和“一放了之”。

他建议，保护处分措施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一是教育处分，包括警告、罚款、公益服务禁止令等措施；二是观护处分，将其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交到志愿家庭、公益服务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医疗机构、初级专门学校等；三是禁闭处分，可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拘留所采取1-15天不等的体验式执行，这是一种短促而激烈的震撼措施；四是教养处分，即对原来的收容教养进行司法化改造，其执行建议放在高级专门学校进行，期限是1-3年，最长可以到罪错少年年满20周岁。姚建龙认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处遇，要做到以保护处分为原则、刑罚为例外，对恶性犯罪也可动用刑罚，但最终目的都是“矫治并且回归社会”。

西南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心主任陈伟教授参与了当天的论坛。本次“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犯罪治理”法治中国学术论坛由共青团中国政法大学委员会主办，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会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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