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为中共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曾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后于1927年12月17日被反动军阀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首批追认为革命烈士，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写着“李汉俊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1952年8月，毛泽东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

李汉俊是湖北潜江人，很有语言天赋，经刻苦学习精通日、英、德、法四国文字。他14岁东渡日本，留学期间饱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并结识一些知名的社会主义者，通过不断研究和交流，最终认为马克思学说对中国“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1918年冬，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怀着救国之志抵达黄浦江畔。

李汉俊

1919年春，李汉俊结识由鄂西来沪的同乡董必武等，彼此一见如故，过从甚密。在交往中，他介绍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并提供日文版《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和一些日本进步刊物。董必武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提及：“李汉俊新自日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回国，住址与湖北善后协会（按：设于上海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很近，故常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员詹大悲、查光佛等来协会闲谈。李带有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本书刊，我借读后，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

1919年6月，孙中山领导创办的《星期评论》周刊（上海《民国日报》附刊）在沪问世，它有评论、世界大势、思潮、创作、研究资料、纪事、诗、小说等栏目，为五四时期上海地区重要刊物之一。从8月中旬开始，李汉俊接连在《星期评论》周刊发表文章，如他的《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载于第二十一号）阐述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要懂得自己的“团体权”和“团结”时，强调知识分子应与工人相结合：“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上开发做工夫，然后社会的改造，方才有多少的希望哩！”《星期评论》编辑部起先设于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新民里5号，翌年春迁到白尔路（今自忠路）三益里17号，这是李汉俊与哥哥李书城(同盟会元老)的寓所（遗址位于今“翠湖天地”住宅小区）。此后，由李汉俊主持编务，在他与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努力下，该刊政治倾向更鲜明，成为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被称为“社会主义刊行品”。

未拆除时的《星期评论》编辑部旧址

1919年9月5日至7日，李汉俊与人合译的《世界思潮之方向》（日本山川菊荣著）连载于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其中指出：“俄国革命发生以来，世界形势日日变化……世界实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方面，正在突飞猛进，已经成了一大势。”他在译文后面说：“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人家叫我做民党或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从中不难看出，他此时已萌生 “仿俄建党”之想法。

 李汉俊认为中国要赶上世界进步的步伐，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社会上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批判。1919年10月，他在沪写给董必武一封长信，表达自己对社会改造的意见，明确表示“我向来不信局部的改良”，“没有旧的全部破坏，断没有新的全部改造”。翌年4月，他接待到访的《大阪每日新闻》驻沪特派员芥川龙之介、记者村田孜郎，在回答提问时也申明：“当今中国该走什么路？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共和也非复辟，这般的政治变革是改变不了中国的。过去既已证明了这点，现在亦证明了这点。那么，我们该努力去做的唯有社会革命一条路。”因而，《董必武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提及：“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

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至1921年仅在上海的报刊上，李汉俊就发表文章和译文90多篇，堪称申城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所以，刘仁静夸奖他“懂得马克思主义较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称赞他是中共党组织里“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当年“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

1920年夏，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多为年富力强的英杰。沈雁冰的《我走过的道路》谈到：“我是在1920年10月间，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党小组。”其中还说，胞弟沈泽民（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由我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泽民入党的支部会议，即在我的家里”。

上世纪20年代初， 李汉俊结婚照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促进工人运动的开展，创办《劳动界》周刊，由李汉俊主编。1920年8月17日，他与陈独秀联名在上海《民国日报》发布启事：“同人发起这个周报，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希望劳动界诸君对于投稿及推销两事，大家出力帮忙，好叫本报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他在发刊词中，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

《劳动界》周刊第一册

半年之前，《星期评论》编辑部就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谁知欲进行连载时，该刊因“言论问题”被上海军阀当局查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后，决定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将此书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它于1920年8月在沪问世，陆续被重印近20次。

1920年9月，《新青年》改版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李汉俊是这份月刊的主要编委之一。在编刊的同时，他译毕德国米里·伊·马尔西著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由社会主义研究社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二种”出版（翌年由新青年社再版），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资本论》的通俗读物，它扼要叙述了马克思学说中关于商品、价格、剩余价值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等问题。他在撰写的序里感叹：“将马格斯（按即马克思）经济学说，说得这样平易而又说得这样得要领的，在西洋书籍中也要以这本为第一。”此书颇受欢迎，成为各地党组织和团组织成员必读材料；毛泽东等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则将它列入重要书目，数月便售出200册。

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积极联络、推动了各地建立党组织，李汉俊为此作出许多努力。李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回忆》说：“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当时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本年（按即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做大元帅，十一月，他邀约陈独秀去广州做教育厅长，陈把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担任。”陈望道的《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说：在党组织的筹建过程中，“做工作比较多的是陈独秀、李汉俊”，陈独秀赴粤后，“要紧的事，由李汉俊、杨明斋和我三四人讨论”。

 正因如此，包惠僧的《怀念李汉俊先生》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

从容应对巡捕、密探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会址系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寓所（1920年秋从白尔路三益里迁居于此）。

1920年夏，李汉俊、李书城（后排左二、左三）与家人在沪合影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又匆忙退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判断此人是密探，建议立即休会，大家迅速分散离开。当天深夜，代表们聚集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进行商议，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提出转移到浙江嘉兴开会。刘仁静的《一大琐忆》说：“我们根据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一大早分批乘火车到嘉兴，在南湖租了一只船，开了一天会，才结束了‘一大’。”

中共一大会址之所以被密探盯上，是因为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开展革命活动多年，已受到监视。据马林事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局报告：“在维也纳，当我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我遭到拘捕。六天之后，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和一位律师的帮助下获释，并被驱逐出境。维也纳警察局将我的护照交给了当地外事局。结果向我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这一措施迫使我在到达上海之后立刻做了登记，完全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马林在1921年6月抵达申城，先进南京路(今南京东路)的饭店，接着住麦根路（今石门二路）的公寓，上海租界当局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并曾发函知会荷兰驻沪领事馆。

 代表们撤出会场仅10多分钟，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车便停在门前，法籍警官质问房主时，李汉俊用熟练的法语泰然应对，此刻巡捕、密探们的气焰有所收敛，马虎地搜查一下，悻悻而去。薛文淑（李书城之妻）的《对“一大”情况的点滴回忆》说：“党的‘一大’的召开，当时我并不知道，因我文化程度低，对革命并无了解。而且汉俊和朋友们常常在家聚会，都可称是开会。我只是记得有一天，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零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你少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后来回想起来，那次可能就是在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至于李汉俊到底对那些家伙说了什么，因他在37岁牺牲，此前未留下回忆资料，但包惠僧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披露：“过了约在两个钟点的时候，我再回去看看。据汉俊说：有十几个巡捕和包打听来搜查了一番，并没有搜去什么，他们问我们开什么会，我答应是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开会。好在他们都知道这是阿哥（按即李书城）公馆，最后还说了几句道歉的话走了。”

原来，筹备中共一大期间，为了方便出入和确保安全，李汉俊参与发起组建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把它设于即将成为会址的家中，并主持编务。沈雁冰的《我走过的道路》回忆：他在会前“忙于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由于有新时代丛书社的掩护，留下应变的李汉俊得以用出版机构需要召集学者商议出书选题的理由与巡捕、密探们巧妙周旋。既是出版机构，出入的各种人自然不会少，编者、作者在一起谈谈也顺理成章，巡捕、密探们只好不了了之，从而使中共一大化险为夷，代表们转赴浙江嘉兴也更顺利。

 新时代丛书社的“编辑人”是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陈独秀、经亨颐等15人。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曾登载《“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三层意思”，就是“想普及新文化运动”，“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同时，公布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108号转”（即望志路108号后门弄堂门牌，它与望志路106号后天井相通，同为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寓所）。后来，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移至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处。

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新时代丛书社相继推出《马克思学说概要》（施存统译）、《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施存统译）、《遗传论》（周建人译）、《进化论》（太朴译）、《妇人和社会主义》（祁森焕译）、《儿童教育》（沈泽民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夏丏尊、李继桢译）等10种书籍。如今，上海图书馆仍收藏“新时代丛书”九种（缺“第二种”），这些书籍均为32开本。

 当年，李汉俊在申城三益里和树德里的寓所，皆为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他的重要贡献将被人们铭记。

（本文资料照片由作者提供。题图为1951年未修复时的中共一大会址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