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6日，在北京首都机场，“百名红通”嫌犯付耀波（后）、张清曌（前）被押解归案。)

文/木石

7月9日，“百名红通”人员云健回国投案自首，这是自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以来，归案的第31名人员。

近期，中纪委网站连发多篇文章，剑指海外追逃。文章指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得党心民心。当前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目标任务没有变，追逃防逃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再接再厉，乘胜追击，决不能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

逃到国外就能纸醉金迷？想得美

在国外开豪车、住豪宅，挥金如土、纸醉金迷，过起奢靡生活，一些富人区成了他们的聚居区。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外逃人员大多过着这样的潇洒日子，然而这往往是一种错觉。

近日，中纪委网站通报了两位外逃人员的忏悔书。他们事先准备了3年，辗转5个国家，最终目的地是一个与中国没有建交的国家，但逃亡生涯却步步惊心。

付耀波，男，1966年出生，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与单位出纳张清曌(女)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巨额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公款，2014年9月潜逃出境，最终在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下称“圣格”）的大山里被抓获。

“按着事先设计好的路线，经过13天的行程辗转五个国家，每天只能以面包和水果充饥，就这样我们在这里过了三天，等来了去圣格的客船，经过6个小时的航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次日凌晨，我们饥饿难耐，想起包里还有两根胡萝卜，便用热水器煮熟了，每人一根吃了，算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吃的第一顿饭。”付耀波的忏悔书开头很凄惨，然而，这只是他们逃亡生涯噩梦的开端。

接下来的16个月里，他时刻面临着窘况：一方面是害怕，天天怕被抓，在惶惶不安中度过；第二方面就是病痛，患有高血压、胃溃疡和胆结石，不敢去医院，只能偷偷去私人诊所；第三方面就是想家，想自己的父母、妻子。

张清曌则每日以泪洗面，“漂泊异乡，最难熬的不仅是文化差异、语言差异、饮食差异等，还有那种没有归属的孤独感。我们不敢与大街上遇到的华人打招呼，更不敢交流。我几乎每天都会哭，我想孩子、想我妈、想家。自责像一条蛇一样藏在我的心里，时时啃噬着我。”

当中国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反倒变得踏实了，两人当即表示愿意回国接受调查。他们对在逃人员说，“我们的出逃计划已经够缜密了，准备了三年，最终选择在未与中国建交的圣格藏匿，也断绝了与国内亲友的联系，但最终还是被抓了。国外没有避罪天堂，回国认罪伏法是唯一的正途。”

其实，许多贪官潜逃外国后，非但不能高枕无忧，而且终日提心吊胆，躲躲藏藏。有的人甚至生不如死，宁可回国自首……

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逃至美国，夫妻俩不敢与国内任何人联络，包括自己的亲女儿。吃的只能捡最便宜的买，从未添置过衣服，妻子从没有用过化妆品，就连头发也自己剪。二人整天不敢出屋，靠面包果腹，白天像犯人放风一样，在不足10平米的斗室里转圈踱步。王国强和妻子都疾病缠身，但他们不敢去医院看医生，差点因此丧命。最终，他选择投案自首。

同样是出逃至美国，长沙市原国土局长左天柱出逃时携带了几百万赃款，但在美国很快就坐吃山空了。然而，他基本不会外语，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不久情妇也离他而去。据后来在国外见到他的人说，他只能靠给殡仪馆背尸首勉强谋生。

杨秀珠  资料照片

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巨贪”的杨秀珠，出逃后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最后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惶惶不可终日。被捕前，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当荷兰警察宣布对她实施拘捕后，她的情绪反而平静下来。

国外不是避罪圣地，更不是安逸的天堂。就算一时躲过了追缉的执法者，也躲不过内心的心虚、恐惧以及负罪感对自己一刻不停的制裁。

躲过“风声”就能高枕无忧？不可能！

2014年以来，我国加大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开展专项行动，截至2016年4月底，已从70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657人，追回赃款62.9亿元人民币。“百名红通”人员，也已到案近三分之一。

那么，这些外逃人员都是怎么被追回的吗？具体而言，有五种手段。

今年3月27日，潜逃境外17年的“百名红通人员”第63号张丽萍被成功劝返回国，这是第25名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是已归案的“百名红通”中潜逃时间最长的。1951年出生的张丽萍是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999年8月逃往泰国，后长期藏匿于秘鲁。在政策、法律威慑和亲情感召下，张丽萍选择了回国自首。

劝返是在逃犯发现地国家司法执法机关的配合下，通过发挥法律的震慑力和政策的感召力，促使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接受处理的一种措施。据粗略统计，31名到案“红通”人员中，超过半数是经劝返回国的，显示出强大的政策感召力。

第二种方式是缉捕。国外缉捕通常需要在外交部、公安部和驻外使馆的协调配合下，与逃犯发现地国家的司法执法部门通力合作。前述的“百名红通”39号嫌犯付耀波和41号嫌犯张清曌，就是工作组到国外缉捕的，得到了当地警方的大力协助。缉捕还包括国内缉捕，上海就曾发现持外国护照者为“红通”90号嫌犯戴学民。

2015年5月9日，“红色通缉令”2号嫌犯李华波被遣返回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李华波(中)被押解下飞机。  新华社

第三种方式是遣返，即向逃犯所在地国家提供其违法犯罪线索，被请求国将不具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强制遣返至第三国或请求国。

2015年5月9日，“百名红通”2号嫌犯、人称“亿元股长”的李华波从新加坡被遣返回国。李华波，原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涉嫌伙同他人于数年间侵吞公款达9400万元之巨，2011年1月出逃。经过查证，李华波跨境转移赃款和伪造移民申请资料的有关证据被陆续提交给新加坡方面。2014年7月10日，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李华波有期徒刑15个月，即日入狱服刑。半年后，新加坡方面取消了李华波的永久居留权。按照新加坡法律，李华波在出狱当天被遣返回中国。

此外，引渡和异地追诉也是重要的追逃方式。引渡是指一国将处于本国境内的被外国指控为罪犯或已经判刑的人，应该外国的请求，送交该外国审判或处罚。目前，中国对外缔结44项引渡条约，但主要集中在亚洲及发展中国家，而外逃贪官相对集中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尚不在此列。因此，西方国家是追逃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

异地追诉，指请求国向被请求国提供自己掌握的证据材料，协助被请求国依据本国（指被请求国）法律对逃犯提起诉讼。2009年，开平案的主犯“二许”即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任行长许超凡和许国俊因洗钱、跨州转运盗窃资金、护照和签证欺诈等罪名在美国接受审判，分别获刑25年和22年，二人上诉后法院依然维持原判。

“其远必诛”，这四个字放在那些带着贪腐资产外逃的贪官身上，同样适用。党和国家不断健全部门协作配合机制，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司法合作，在追捕外逃贪官和追缴腐败资产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笼子越扎越紧，外逃的空间越来越小。

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两高”在2016年重点工作中还表态：坚持追逃与防逃、追逃与追赃并重，深化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

“即使钱糟蹋完了，也得把人弄回来，依照党纪国法给予严惩，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最近一个月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也连发5篇文章谈反腐国际追赃追逃工作。

其中一篇文章谈到，追逃追赃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不管腐败分子跑到哪里，跑出去多久，都要一追到底。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一定将其追回来绳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尚有一人在逃，追逃追赃就决不停止。

海外不是法外，外逃不是出路，外国决不是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不可能一跑了之、一了百了。

(题图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