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

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回顾浦东开发开放30年路程，浦东通过开创性实行土地对外批租、土地二级运转模式等举措，吸引了外资外贸企业的入驻。此后紧抓我国入世机遇，以张江、陆家嘴、金桥和外高桥等为主要载体，将开放从产业转向要素市场。2013年以后，浦东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契机，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成为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试验田。

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浦东城市发展的轨迹来看，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使得浦东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浦东因开放而成为上海乃至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样本”。从外资数据运行的逻辑来看，浦东地位凸显主要在两个时间段，一是2005年，浦东外资项目数、合同数和实到数分别占上海市的42.4%、40.9%、45.4%，这是我国入世的红利。二是2015年，外资三个数据指标全市占比分别为62.0%、74.8%、35.0%，2019年浦东实到外资和外贸全市占比更是分别高达46%、60%，这是自贸试验区建设溢出效应。因此，浦东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逻辑须是立足于我国大开放背景下，加快内生型开放，推动新动能形成，实现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浦东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使命

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一方面，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黯淡，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全球FDI下挫，跨国公司营收预期下调，各国加固“边境之墙”，使得全球贸易前景再添“迷雾”，浦东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新技术推动新市场出现，数字经济成为全球贸易投资的增长动力，疫情期间，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助力疫情控制，而且缓冲了经济冲击，这又给浦东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可确定性。

二是我国将持续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在疫情防控期间扩大对外开放，并以此促进复工复产。坚持走扩大对外开放之路，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将继续是我国“十四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三是浦东承担着上海经济社会稳定器的重任。上海市发布的《关于支持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宣布在市级权限内给予浦东最大限度支持和赋权，同时给浦东提出了通过7年左右努力，突破2万亿元的增量目标，这是上海对浦东作为经济社会稳定器的厚望。疫情防控期间，浦东的表现更是无愧于这样的期望，一方面，境外的防疫物资从空港、海港进口进来，保障了疫情控制和复工复产所需，另一方面来自长三角和全国的防疫物资又通过浦东源源不断支持全球抗疫。未来5年、7年或是30年，浦东有这样底气继续承担上海经济社会稳定器的重任。

浦东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征程新路径

（一）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优势，加快浦东开放型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主要包括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等。上海自贸试验区重点探索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境外投资管理制度、贸易便利化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制度创新都取得积极成果，并探索在更大范围内的复制和推广。浦东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应立足于国家层面的设计要求，推进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尤其是要适应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发展需求，以新片区建设为契机，一方面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以适应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四大新兴产业所需的准入机制，新型国际贸易发展所需要的货物、外汇、自然人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等；另一方面构建全面风险的管理体系，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从重点领域监管、信用分级管理和边界安全等不同维度实施。

（二）发挥“五个中心”核心承载区优势，加快提升浦东开放型经济链接全球的能级。浦东发展总部经济已经形成健全的基础设施、强劲的资本储备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服务型、数字型跨国公司总部开始崭露头角，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业务和职能的多元化已成趋势。新形势下，跨国公司市场本和供应链本地化投资将会加速，浦东要充分发挥“五个中心”主体资源集聚优势，一是从贸易、航运、金融、科创功能层面进行分类施策，紧抓主体特征，制定标准，推动存量企业功能升级，适应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功能多元化需求。二是从点上政策突破到从面上统筹施策，对外汇、人才、贸易便利化、数据跨境流动进行系统安排，支持跨国公司数字化创新需求。三是对总部政策进行创新，重潜力、重经营、轻资本，推动浦东成为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跃升平台，推动中小型外资外贸企业成为总部经济的重要增量。

（三）发挥开放型经济载体建设优势，强化浦东开放型经济新动能的支点。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形成了陆家嘴、张江、保税区、临港、金桥、世博等开放型经济载体，这些地区产业外资高度集聚、产业链较为完整。近期而言，要重视发挥这些园区载体在招商引资上的主力作用，为“稳定存量、吸收增量”赋予这些开放型经济区域更多的管理权限。长期而言，服务和数字领域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主导趋势，要充分发挥现有制造业集聚优势，加快推动数字驱动的开放型产业区域的形成。

（四）加快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和“一带一路”，拓展浦东开放型经济空间。浦东在过去30年，主要基于自身的空间资源，新形势下，浦东开放型经济发展需要跨区域的空间合作。一是全力推进长三角区域门户开放枢纽建设，积极主动参与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强化资源要素服务功能、高端高新产业引领功能、重大改革任务试验示范功能，重点推进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科技创新走廊等载体建设。二是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作用，推动产业园区“走出去”，积极参与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为承接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境外投资的载体，发挥“浦东服务”优势。三是充分发挥和延伸友好城市合作机制，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等建设营造的合作空间，加大与新加坡、香港、伦敦、纽约、东京等全球城市互补合作，创造新的开放空间。

（五）加快推动国际营商环境建设，推动浦东城市功能提升。新的国际形势下，人才、资源、资金、技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营商环境成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依托，是推动城市功能转型的突破口，是跨国公司加大本地业务创新需要。我国疫情快速有效得到控制，是对总体营商环境的重要的宣介，浦东营商环境的优化需要路径的创新，重点关注制造和服务与数字化融合背景下，推动政府职能机构之间的协作，探索市场监管方式的创新，实现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