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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元气怎样才能强劲?2000年前的古人就告诉了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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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彭林(徐蓓整理) 2020-04-10 07:28
摘要: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风俗”是一件极大的事情。它是由一个国家民众的文化追求、价值认同所形成的总体风气。这个风气正不正,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文化中,风俗的含义是什么?古人为何特别看重风俗?今天的中国应该有怎样的风俗?我们每个人能为此做些什么?近日,“人文清华云讲坛”开讲。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以《国家元气全在风俗》为题,讲述了风俗形成的历史渊源以及影响风俗的重要因素。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彭林教授  (图片由“人文清华讲坛”提供)

『“国家元气,全在风俗”』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风俗”。在我谈到“风俗”这个词的时候,大家脑子里反应出来的也许就是月饼、粽子、舞龙、舞狮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风俗中最浅表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风俗”是一件极大的事情。它是由一个国家民众的文化追求、价值认同所形成的总体风气。这个风气正不正,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宋代知名学者楼钥曾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风俗败坏,离亡国就不远了;风俗好了,就好像一个人元气充盈,非常强劲,这个国家就有前途。清代学者黄中坚说过这样一段话:“天下之事,有视之若无关重轻,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天下万事万物,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无关重轻,实际上却是国家的安危存亡所寄托的地方,这就是风俗。所以,古人关注的是风俗的精神、文化层面。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简单来说,在古代,“风”和“俗”的意思差不多。“风,土地风俗也。”古人的解释比较强调地域性,陕西的风俗和广东的风俗、山东的风俗和云南的风俗都不一样,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的风俗是不同的。

风俗的来源相当古老。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向我们展示的文化面貌很不一样。比如山东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墓葬里出土的遗骸,几乎所有人的侧门齿都是被拔掉的,枕骨也都经过了人工调整,变得畸形,死者的嘴里还含着小石球。这种古风蛮俗,在我们今天看来觉得很奇怪。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风俗慢慢就没有了。

当然也有一些古老的风俗一直流传至今,比如泰国和缅甸交界的地方有个“长颈族”,女孩子以脖子长为美,她们的颈部戴着一圈又一圈的金属环,以便把脖子拉长,为此不惜承受颈椎变形的后果。

中国幅员辽阔,从上古的时候起,幅员就比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大得多。东西南北四方的地理位置各不相同,所以习俗也不一样。我们有句古话叫“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进入一个地方前一定要“问俗”,要了解当地的风俗与禁忌,否则和别人无法沟通。

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过许许多多地方,发现各地风俗有很大差异。他在《史记》里说,这些差别,除了地理因素、历史因素之外,还与教育有关,他用了“风教”这个词,更多是指后天的因素。

『治国理政要从改革陋俗开始』

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风俗依然在不断发展变化。总体而言,一国的风俗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上下之间的影响,二是周围的影响。

在同一个国家里,上层贵族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往往起主要作用,所以有句成语叫“上行下效”。《韩非子》里有言:“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周人灭了商之后,他们研究商朝灭亡的原因,发现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商俗靡靡”。商纣王刚愎自用,不听劝告,所以大臣们争相拍马屁,如同靡靡之音,最后导致商朝灭亡。所以,《尚书》提到“政由俗革”,治国理政,要从改革殷人的陋俗开始。

《汉书·地理志》不仅记载各地的山川形貌,而且记录了各个地方的风俗。比如商纣王统治集团的腐败就深深影响了其管辖地区的民众,在赵、中山这些地方,男人喜欢“相聚游戏”,不务正业,成天玩,靠“掘冢盗墓”为生;女子则“游媚富贵”,以谄媚有钱有权的人为荣。上层社会的腐败,使得下层社会的风俗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此外,风俗还会时时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汉书·地理志》里说,晋北由于靠近胡地,民众耳濡目染,浸淫成风,好为奸诈,不事农商,成为一种风俗。所以,班固非常感慨:“痛乎,风俗之移人也。”

『“道一风同”的理想目标』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土地非常辽阔的国家而言,要统一各地的风俗确实非常困难。但是,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把风俗逐步统一,这就需要有一个道德标准,用一种超越时空的道德观把大家的认识统一起来;同时,仿效中原地区高雅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实现所谓的“道一风同”。所以,《礼记》里说:“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一”就是统一,“同俗”就是相同风俗。历代儒者都有这个理想,并不断努力,希望风俗能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逐步走向统一。

古人认为,要想做到“道一风同”,首先要读书学礼。人要懂道理,一定要通过后天的学习。连孔子都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而是“学而知之”的。很多道理要靠自己学习消化,然后通过礼来展示。所以,《礼记·学记》里提道:“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第一步就是让大家读书,知书达礼。《礼记·乐记》又说:“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古代先王要移风易俗,就一定要推行教育。

古人认为,治理一国之民要靠道德引领。《礼记·礼运》中说:“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刑肃”,即刑法非常严厉,而风俗又非常凋敝,这个国家的民心是不会归向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西汉初期,民风凋敝,社会混乱。贾谊曾经上书说:“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他认为,西汉继承了秦帝败俗,老百姓把礼义廉耻都丢了,甚至盗取宗庙的祭器。官风也很败坏,国家从上到下都非常懈怠,没有气象。当时有一个郡国,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恶性犯罪,一年中竟然有220多起。这种败俗如果不纠正、改变,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循行天下的“风俗使”』

有了统一的道德标准,紧接着就是要“教化”。汉武帝雄才大略,在他统治时期提出要“广教化”,通过“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等举措,最终达到“美风俗”的治国理念。把“仁”和“义”当作做人的根本、立国的根本,褒奖德行高尚的人,录用贤能之士。目标很清楚,就是“美风俗”,要让这个国家的人都懂仁义,都有德行,都羡慕贤良。

要推广好的教化,是个很艰苦的工作,要到各个州、各个县、各个村子里去深耕。两汉政府有一个很明确的理念:一定要选学问和德行兼优的官员,这些人要有人格魅力,是社会风俗的引领者。因为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之德是万民仰望与追随的楷模。

为了摸清全国风俗的情况,两汉政府曾经多次派“风俗使”循行天下,“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比如,元康四年,汉宣帝派了12位官员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初元元年,汉元帝也派了12人,“览风俗之化”。汉平帝元始四年又派了太仆王恽等8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通过考察各地风俗,掌握一手情况。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非常尊重儒学在治国平天下中的作用,所以汉代的经学特别发达。受命担任“风俗使”的都是学识广博、品德端正的儒者。比如,谷永“博学经书”;韦彪“好学洽闻,雅称儒宗”,皇帝曾经多次召见他,向他请教礼仪风俗。

『风俗变了,整个气象全都变了』

汉代政府是如何通过道德礼仪的教化改变民俗的呢?

韩延寿治颍,就是典型的案例。颍川,在今天河南禹州一带,地方非常大,人口多,当时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韩延寿是一位饱读经典的儒生,他被汉政府委任为太守。到颍川后,他请了当地20多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吃饭,向他们了解情况,达成共识。然后,在那里办学校,普及礼仪,敦厚伦常。例如,举行成年礼仪式,旨在让每个成年男子明白自己对家庭、社会负有的责任。再如,推行婚礼,让大家明白应该如何建设家庭,才能“合二姓之好”。这些礼仪为民众喜闻乐见,推行多年之后,这个地方的风气完全改观了。

另一个例子是在岭南边陲地区。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在那里设置了九真、交阯和日南三个郡。最早到九真去做太守的是任延,他对儒家经典与治国之道非常精通。他一上任,就发现九真郡里的人还生活在氏族部落时代,没有婚姻、家庭,靠渔猎为生,与中原好像是两个世界。于是他教他们学习牛耕,制造生产工具,推行中原文化。他要求男子和女子按照大致的年龄相配成婚。据史书记载,一次配对成婚的达上千家,可以算是历史上最早的集体婚礼。由于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百姓丰衣足食,民风大变。九真之民的生活与内地完全一样了,对朝廷也完全认同了,边境上原有的防御措施全部撤除,九真真正融入了中原大家庭。

还有一位交阯郡太守锡光,他也是用礼仪来教化,将之作为治理的主轴,“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多年之后,民风为之丕变。

这两位太守的功绩,一是安定了边境,二是使中原文化在那里深深扎根。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所以《汉书》上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风俗变了,整个气象全都变了。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吕氏乡约》』

移风易俗,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推动着的文化建设工程。

宋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多,文化繁荣,很多读书人意识到,要做到天下大治,就要在乡村移风易俗,做文化深耕的工作。陕西蓝田县吕氏四兄弟,为敦化民俗,订立《吕氏乡约》,规定“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意思是,在道德上,在从事的行业中,要互相鼓励;发现对方有过失要及时互相规劝,别让它恶化;以礼俗相交,出现患难时要互相体恤。《吕氏乡约》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中国民间开始自发地移风易俗,标志着中国乡村自治正式开始。

《吕氏乡约》出现后,全国各地的响应者此起彼伏,史不绝书,许多家族的族谱里也出现了类似的内容,甚至影响到了海外。十多年前,我到访韩国庆尚南道,发现那里有一个县也叫蓝田县,原因是他们在古时候就接受了《吕氏乡约》,并且世世代代按照《吕氏乡约》的要求生活,至今犹然。

我们再谈谈明代。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儒学家,曾经在江西南部的南安县、赣州以及福建的汀州、漳州这一带做巡抚。他非常重视社会教育,所到之处,都热心地创办书院。当时赣南的民风很差,王阳明认为民风不好是由于缺乏教育。受蓝田《吕氏乡约》的启发,他制定了《南赣乡约》,提出了16条移风易俗的措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南赣乡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诉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当地的乡风民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改善了。

其他地方也有不少乡约,比如广东增城的《沙堤乡约》、山西潞州的《仇氏乡约》、山西解州的《解州乡约》、广西的《泰泉乡约》等。这些乡约在不同地方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即把民风民俗搞正了,整体提升了当地的道德水平。

历代学者对乡约所起的作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比如,清代贺瑞麟说过,“乡约法最关风化,务各力行”,意思是乡约意义重大,大家要力行。明代耿定向说:“导俗维风,莫善于乡约”,建设与维护好的乡风民俗,没有比制订与践行乡约更好的了。清代牛兆濂则说:“乡约为善俗之要。”可见,我们要想有好的风俗,一定要从基层扎扎实实做起。

『造就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新风俗』

总而言之,风俗最早的时候是地方性的一种生活习惯,由于风俗各异,所以中国人很早就提出要移风易俗,要走向“道一风同”的理想境界。

要达到这个境界,首先要让老百姓读书明礼,最高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君子,这是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社会的进步就是在不断地移风易俗。那么今天,我们还要不要移风易俗?我认为肯定需要。比如,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追星。其实我也追星,我非常喜欢饰演周总理的演员王铁成,为了演好晚年得了癌症的周总理,他节食好几个月,体重下降了几十斤,非常敬业。

但问题是,现在有的年轻人追星,追的是浮华的外在。我有一次坐飞机,正好有一个明星也在这架飞机上,有的追星族专门买了头等舱的票,就为了和偶像坐在一起。飞机到达上海后,我看到许许多多的粉丝在那里疯狂地呼喊、奔走。据披露,有些大咖明星演一个戏可以找几个替身,台词没说几句,就能挣来巨额的酬金。一旦追慕这类明星的人多了,成了一种风俗,势必会影响年轻一代的成长,进而影响社会的进步。

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我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怎样造就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风俗。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徐蓓 题图来源:新华社 资料图 图片编辑:项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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