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非典暴发，华山医院感染科翁心华教授担当上海市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

17年后，翁心华的学生张文宏成为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翁心华对张文宏说：“你不要有顾虑，冲在前面尽力去做。我和我们科就是你的依靠。”

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独家专访时，翁心华说：“我们华山感染科的传统就是讲真话，做真实的医生。讲真话，不是哗众取宠说大话，而是基于专业主义与科学精神。”

翁心华（左）与张文宏合影

喊停四环素的魄力

上观新闻：您是哪一年进入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冷门的专业？

翁心华：我是1962年从原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进入华山医院的。人事科本来想安排我去外科，但是我想做内科医生，当时正好有个分配在传染科的医生想做外科，我就和她换了，很幸运地加入了戴自英教授的团队。

当时传染科的工作条件很艰苦，因为经常要接触肝炎病人，必须频繁洗手，老师告诉我们至少洗三遍。冬天的水是刺骨的冷，手都洗热了，水还是冰冷的。但是在传染科工作我还是觉得非常快乐。

上观新闻：苦中之乐从何而来？

翁心华：我们科室的氛围非常好。戴自英主任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博士生，他的老师是青霉素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弗洛里教授。1956年，戴自英创建了华山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徐肇玥教授不仅医术精湛，而且为人非常谦和，他们二人配合得很默契，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科平台。

戴老是我们的偶像。他的临床思维过人，疑难病人到他的手上，他都有方法解决。“文革”结束后，戴老恢复工作，全国各地的进修医生都来我们科学习。小小的办公室里坐满了人，大家都想跟着他查房、学习。他经常受邀去全国讲课。有一次，他到北京的一座体育场讲合理应用抗菌药，年近70岁的他一口气从早上8点讲到12点，整整4个小时，没有稿纸，更没有幻灯片，台下时不时响起掌声。

戴老还是一位医学教育家。华山医院设立博士点后，第一批共有8位博士生，有内科，也有外科。当时他正担任副院长，每个人的博士论文他都仔细阅读、修改。学生们都非常敬佩。

戴老的威望不仅来自他的医术与学术水平，私底下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很佩服他的为人。

当年，为了治疗血吸虫病，戴老住进农民家里。那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留英归国、家境优越的他连老式马桶都没用过，那种艰苦的条件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却笑着说，做传染科医生就是要与最穷苦的老百姓打交道。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四环素是一种常用的抗生素，但生产四环素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当时我国粮食供应很紧张，而四环素的耐药情况及不良反应很普遍。戴老对四环素类抗生素进行了系统的再评价，并建议国家限制四环素的使用。这个提议在当时是非常有胆量的，也很有魄力。最终，行政部门采纳了他的意见。

上观新闻：据说，华山医院传染科初创之时的模式，就和当时很多医院不太一样。

翁心华：是的，当时全国一些主要的传染科实行的是苏联模式，以治疗肝病为主。戴自英教授把西方的模式和苏联模式结合在一起，我们科一百多个床位中有一半是隔离病房，主要收治肝炎、季节性传染病患者。楼上还有50个床位则是收治非传染性感染病的病房。1963年，戴老在国内率先创立了抗生素临床研究室。他认为，中国的感染病学科应该与国际接轨，与抗生素、公共卫生事业等结合，向“大感染”的方向靠拢。

（华山感染科创始人之一：戴自英教授）

若不坚持这一点，

上海的非典病人或许不只8个

上观新闻：从戴自英老师手中接过接力棒后，您一直带领学科向“大感染”的方向努力。2002年后，全国许多医院的传染科相继更名为感染科，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从“传染”到“感染”，差别在哪里？

翁心华：传染病是指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流行和传染的疾病。在我国，最常见的传染病是病毒性肝炎以及一些季节性传染病。而感染病的范围更大，包括没有传染性，但是由病原体引起的血流感染、尿路感染、神经系统感染等。这一个字的改动，意味着整个学科研究范围的扩大，以及与国际潮流的接轨。

1999年，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北大第一医院的斯崇文教授是当时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的主任委员，我是副主任委员。我们在会上提议将这个学会更名为“感染病学分会”。经过3年报批，终于在我担任主任委员时获得了批准。我很幸运，大家把功劳记在我的头上。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几代人的努力。

上观新闻：2003年非典暴发后，您担任上海防控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全上海无医护人员感染、无社区传播，仅有8人感染。这份成绩单背后，您承受了怎样的压力？

翁心华：非典暴发后，当时的卫生部曾发布了5条诊断标准，但一周后进行了调整，不再强调流行病学接触史，只要符合其余几条标准即可诊断为非典病人。我和小组成员都不同意删掉“有流行病学接触史”这条。当时的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非常支持我们的想法，他把我和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俞顺章教授请到指挥部办公室。他打电话给原卫生部，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原卫生部要求我们提交情况说明并签字。我们当场就签下情况说明。5月初，原卫生部再次修改诊断标准，重新将接触史作为第一条标准。

上观新闻：你们当时为什么如此坚持？

翁心华：因为当时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患者出现咳嗽高热等症状很常见。假如不考虑接触史，就轻易戴上“疑似病例”的帽子进行隔离，势必会加大流行病管理负担，而真正感染非典的患者就有可能住不上院。更重要的是，如果有病人一发烧或出现疑似症状就被作为疑似病人对待，容易造成过度诊断，原本没得这个病的人反而可能因为和真正的病人在一起而被感染。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在有些地区就发生过。我们当时若不坚持这一点，上海的非典病人或许不只是8个。

上观新闻：当年的SARS病毒和如今的新冠病毒有很大不同。

翁心华：是的，新冠病毒的传播力显然比SARS病毒要强，防控难度更大。今年1月24日除夕那天下午，我去疾控中心参加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那天距上海首例患者确诊才4天，就已经有20个确诊病人，而非典的时候，上海半年只有8个病人。

上观新闻：17年前，您是上海市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17年后，您的学生张文宏成了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这次抗疫期间，你们经常沟通吗？

翁心华：“华山感染”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每一篇我都会仔细读，有时候我也会跟张文宏聊聊我的想法，但谈不上什么指导。在除夕那次会议上，我就说了：“张文宏的能力比我强，肯定比我做得好。”我告诉张文宏：“我和我们科都是你的依靠，你不要有顾虑，冲在前面尽力去做。”

上观新闻：此次疫情发生后，张文宏主任意外“走红”。作为他的导师，您给他的表现打几分？

翁心华：无论满分是几分，我都给他满分。我们华山感染科的传统就是讲真话，做真实的医生。医生要有与大众沟通的能力、传播医学知识的能力，更需要有讲真话的勇气。讲真话，不是哗众取宠说大话，而是要基于专业主义与科学精神。

（翁心华教授被誉为感染界的“福尔摩斯”）

他的心要是真的动了，

我用绳子也是捆不住的

上观新闻：除了张文宏外，卢洪洲、朱利平、陈澍……这些全国知名的感染科专家也都是您的学生。您培养学生有什么秘诀？一个学生是不是好苗子，您是怎么判断的？

翁心华：我觉得我很幸运，到我这里来的学生都这么优秀。但仔细想想，这还是要归功于戴自英教授那一辈老专家，这些优秀的学生都是奔着教材上那些闪亮的名字来华山感染科的。我认为，学生从哪个学校毕业的不是最重要，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更需要后发的力量。我看中的，一是天分，二是勤恳，三是敬业。

我的学生都非常勤恳，张文宏忙起来有时候在沙发上就睡两三个小时，我很感动。有一次，一位学生为了取标本淋了一场大雨，结果得了严重的肺炎，我非常内疚。我知道他喜欢吃蹄髈，就给他烧了一锅红烧蹄髈送去。

上观新闻：您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翁心华：我们不完全是师生关系，而是朋友关系。张文宏他们看见我从来不害怕，我们之间没有代沟，经常开玩笑。

这种传统其实来自戴自英老师。我记得有一年他从青岛回来，带了一箱国光苹果。那时候国光苹果很难买，他把科室里的人都叫到家里，每个人发一个苹果，我们都很高兴。我当时是年资最低的，我还记得他对我说：你是新来的，不急，慢慢来。

上观新闻：从戴老到您，再到张文宏主任，你们三代人所处的医疗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你们面对的挑战有哪些不同？

翁心华：戴老是华山感染科的创始人，没有他和他那一辈的医生们，就没有华山感染科。我和我同一辈的医生们最重要的使命是坚守和传承，在医院改造过程中、在没有病房的那几年坚持下来，同时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学科，发展亚专业。

我的学生们都有各自的研究方向，比如张继明教授在肝炎领域有一定的全国影响力，这次他也去了武汉抗疫前线。在结核病的诊治和研究方面，张文宏主任颇有建树。在真菌感染方面，朱利平教授很有影响力。陈澍教授的临床功底很硬，为许多发热待查病人解决了难题，他几天前刚从武汉最危重的ICU病房回沪。在抗生素研究方面，王明贵所长是全国领先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教授是我的第一位硕士生和博士生，当年我建议他去美国进修，专攻艾滋病研究，现在他成了这方面的权威。

应该说，张文宏主任这一代面临的挑战是发展与创新，使我国的感染病学科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近几年来，国际上在抗菌药物、病原诊断方面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这次诊断新冠肺炎所采用的核酸检测就是一种快速的病原诊断方法。如果用过去传统的方法，培养细菌至少要三天，诊断速度跟不上。未来，病原诊断的研究和发展很关键。

上观新闻：华山感染科被誉为中国感染科的“梦之队”。你们三代人所构筑的这条“华山之路”的基石是什么？三代人不变的信条是什么？

翁心华：基石就是12个字：科学精神、专业主义、学术传统。这次疫情期间，张文宏主任和华山感染科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但就像他说的，等到疫情结束，他就会安静地回到角落里继续工作。

“传染科医生要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寒。”戴自英老师当初的这句话，是我们三代人不变的信念。

上观新闻：为什么强调“耐得住寂寞”？

翁心华：在绝大多数医院里，条件最差、人最少的地方就是感染科。2002年，我们科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日子。当时，华山医院正在改造，我们只能在外面临时借病房。那时候，张文宏刚刚毕业，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想换个职业。我没有批评他，我告诉他：“你的知识面广、沟通能力很强、英语水平也很好，如果放弃了很可惜。困难只是暂时的，你再等一两年，如果我们科的环境还是这样，你再考虑。”听了这番话，他告诉我他不走了。

现在回头看，他当时有那样的想法很自然，那时候的收入确实是比较少的，也有医生选择了离开。我觉得他选择留下来也不完全是因为我的话，还是因为他热爱这份事业，耐得住寂寞。心要是真的动了，我即使用绳子捆，也是捆不住他的。

（华山医院感染科珍贵的大合影，摄于2015年4月）

总要有人把“老站”守好

上观新闻：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从古至今从未停歇，未来的传染病会变得更“狡猾”吗？

翁心华：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疾病都是传染病，历史上出现过黑色的瘟疫——鼠疫，白色的瘟疫——结核病。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还多。

人与细菌的斗争也从未停止。青霉素刚发明的时候，人们欢欣鼓舞，有外科医生甚至说，将来内科医生没事可干了。没想到，后来细菌耐药了。现在全世界有那么多抗菌药，却出现了超级耐药的细菌。戴老曾经对我们说，细菌的历史有几亿年，人类的历史与之相比是很短的，在细菌面前人类势必是屡战屡败，但还是要斗争下去。

传染病确实会变得越来越“狡猾”，因为致病的病毒和细菌在不断地求生。但我很欣赏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过的话：生命的伟大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后总是能爬起来。人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可能会暂时处于劣势，但人类最终一定能战胜它，这个信心一定要有。

上观新闻：这次对新冠病毒的抗疫经历，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教训？

翁心华：我认为，在此次疫情过后，应该进一步加强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在这个体系中，感染科医生是守在第一线的人。张文宏主任曾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基层的感染病科医生就像手握着红缨枪的孩子，村口来了敌人，必须马上报告。上报的这条路一定要通。

上观新闻：感染科医生平时似乎是默默无闻的，关键时刻他们的身上肩负着重任。

翁心华：是的，我国大多数医院感染科医生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治疗病毒性肝炎，我国有两千多万慢性乙肝患者需要长期治疗，此外还有不明原因发热病人等。这支队伍同时还要面对突发的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的传染病。他们就像消防员一样，平时默默无闻，一旦有火警，就要马上出动。

上观新闻：这支队伍目前的力量怎么样？

翁心华：2002年，我担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的时候，全国的感染科医生只有3万人。2003年非典暴发时，这支队伍的力量明显太单薄。当时，全国的呼吸科医生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比如钟南山院士就是著名的呼吸科专家。

非典结束后，感染科的建设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当时的卫生部要求，全国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必须建立感染病科，同时开设发热门诊及肠道门诊，这两个门诊也成为绝大多数医院感染科承担的职责。

这17年来，全国许多大医院的感染科实力不断增强，但一些基层医院的感染科发展还比较缓慢。一位县级医院的感染科主任曾告诉我，他很苦闷，平时的病人太少，科室快维持不下去了。我建议他，要分析自己的环境，尽量发展医生队伍，即使业务量不大，还是要想办法坚持下去。我给他打了个比方：高铁已经很发达了，但个别边远地区的老车站还是会有绿皮火车。总要有那么几个人把“老站”守好。

翁心华 生于1938年。2004年由华山医院授予“终身教授”荣誉称号。翁心华教授长期从事感染病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有感染界的“福尔摩斯”之称。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他担任上海市SARS防治专家咨询组组长，并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2013年获得全国卫生系统模范个人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