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突如其来，猝不及防。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无数战士挺身而出，奋战在医院、道口、社区、机场等地，无数市民也积极应对、宅家战“疫”……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一些特殊的战场也一直在与疫情斗争——上海的监狱和强制隔离戒毒所。

虽说“宅家”也是战斗，我们练成了厨神、看腻了剧集，可这些特殊场所民警的“战斗”却全然不同：全封闭管理中，他们一步都不能踏出大墙，时刻也不能放松警惕，没有互联网，没有娱乐休闲，也没有家人陪伴，有的只是高度紧张、连续作战。从春节至今，我们和家人相守家中，他们却已和家人“失联”少则28天，多的甚至已有两个月。

采访中，记者听到一些相似却又相异的经历：有人从小年夜坚守岗位至今，护士妻子支援武汉未归；有人曾做过癌症手术，3月底退休，坚持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有人在连轴转的执勤中不慎摔伤却不吭声，被命令撤出战位养伤时，骨折已有多日；有人一家3位警察，有的备勤、有的上岗；有人非典时就支援过小汤山；有人妻子在产房待产；有人孩子出生不过月余……

隔着电话，仅仅听描述，都会忍不住眼睛模糊，“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这句话一直在脑中盘旋。

几位民警话都不多，总说自己的困难不算难，而“弟兄们都太辛苦了”，也总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但“有些对不住家里人”。

大墙背后，小小城池。有坚守付出，有责任担当，也有精细管理，疫病被拒于城外。

封闭

疫情发生后，上海的监狱和强制隔离戒毒所迅速启动“三三制”警务值班模式。民警分为三批，先后经历14天场所内全封闭执勤期，14天医学隔离期和14天居家备勤期；在场所上岗的不出二道门；集中隔离观察的不出一道门；居家隔离的不出家门。

廖超是周浦监狱四监区副监区长，第一批进入监狱备勤的他，形容“就像碰到了遭遇战”。冲锋在前的第一波士兵，面对着最多的未知。

吃住都成问题，二道门封闭管理，食堂不能去了；床铺不够，只能在办公室临时搭，有的房间床板和床垫各睡一人，还有人睡会议桌。

全封闭期间，监区民警总数只有三分之一，但工作量不是简单地乘以“3”，因为整条“流水线”都有了断档，有的工作出现空缺，补位的人就立即从头学起，快速顶上。

面对从未经历过的突发事件，每个环节都要细化再细化。比如消毒原本只是日常工作中的一环，现在成了重中之重。消毒时要考虑服刑人员之间的流动，于是设立缓冲区，一次一间，消好毒再进去。 “紫外线消毒每个监房都要有，每天半小时”“体温超过37.3度，马上隔离”“叠被子幅度要小，小心扬灰传播”……这些小细节，都要一个一个“抠”。

工作中的民警。周浦监狱供图

从早上五六点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廖超和同事们才能休息。值夜班的人还要继续打起精神。廖超说：“封闭期间的工作是真正的‘007’，你问里面的人今天是星期几，他多半说不出来。”

春节期间，周浦监狱给刑满释放人员印发了疫情告知书，叮嘱他们要做好基础防护，勤洗手、戴口罩，适应社会上的防控形势。廖超说：“监狱除了要看得住、守得牢，还要确保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不能成为防疫隐患。”虽然正值口罩最紧缺的时期，监狱还是给这些人员都发了口罩。拿到口罩，他们也挺“领情”：“天天看新闻，知道现在‘一罩难求’，这些都是警察自己省下来的……”

疏导

不仅要防止疫病传入监区，缓解服刑人员恐慌也很重要。

包括周浦监狱在内的上海各监狱，及时加强防疫宣导，开展视频学习和疫情讲座，解答服刑人员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封闭管理？刑罚执行会得到哪些保证？生活上的困难如何解决？

“我家在湖北，疫情严不严重？”“我的老母亲一个人住，会有人帮忙去照看一下吗？”“家里人要是感染了怎么办？”疫情初期，监区的湖北籍服刑人员尤其忧虑，有人接听电话时明显话比较多，有人则情绪低落。廖超说：“服刑人员自己在里面已经习惯了，家里人是唯一的牵挂，知道家里没事，心态就能平和。” 因此，场所里的“亲情电话”开通频率提高了，方便服刑人员与家人沟通，缓解彼此的焦虑情绪。

崧泽强制隔离戒毒所里，一大队的专职心理咨询师李仕轶也在跟湖北荆门籍的戒毒人员老张沟通。

上午在跟家人通电话时，老张突然嚷嚷起来：“你怎么不把我的事情办好？你就是推诿！就是办事不力！”说着，气呼呼挂掉电话。原来，他发火是因为儿子迟迟没去给矿上给他办退休手续。李仕轶帮他分析：办手续要去武汉，这时候去武汉不方便；医保卡又在岳母家，儿子特地去拿也麻烦。不要着急，先等等看。“我女儿身份证到期了，也还没去派出所拍照。”经他一通劝说，老张的情绪慢慢缓和了下来。

监狱民警在宣誓。   周浦监狱供图

疫情爆发以来，李仕轶就重点关注老张，经常跟他谈话。4月13号他就能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回家了，前期看到电视新闻里湖北确诊病例激增，他就着急上火，一边担心家人，一边发愁自己怎么回去。为此，李仕轶专门帮他找到户籍所在地社区民警的电话，让他了解清楚当地的防疫情况。在得知当地疫情逐渐好转后，老张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感谢李老师，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我的关心和帮助”。

从警18年，李仕轶总能跟戒毒人员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被他们称为“李老师”。微信名是“仕轶忙得像个陀螺”的他，真的一直在团团转，从1月23日小年夜起连续执勤，50多天没出过戒毒所了。

李仕轶发现，大队96个人里有30人提出心理咨询需求，几乎每个房间都有。“原来他们正常参加习艺活动后，回到房间还经常讨论如何提高技能，对心理咨询的需求不大，最近空余时间多了，各种想法就多起来了。”来咨询的人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内容离不开家庭问题、人生目标和戒毒生活。有人跟李仕轶提起埋在心里多年的不满，觉得父亲从小偏爱妹妹，不喜欢自己，父子关系冷淡；有的人觉得人生没有方向，对从戒毒所出去后的生活很迷茫。李仕轶在倾听中给予陪伴，帮忙化解心结。

呵护

疫情期间，监狱卫生所的工作尤为重要：要保障服刑人员的基本医疗，还要确保监狱的安全稳定，严防疫情输入。

上海市女子监狱医务所里，坐在凳子上的女服刑人员突然开始不住地打哈欠，精神变得很萎靡。夏萍医生叫了她几声，她反应有些迟钝，头一点一点，感觉快睡着了。“这是大脑缺氧的表现，她可能脑出血了，得外出就医。”夏萍判断。

这个50多岁的服刑人员有脑梗病史，半小时前来卫生所就医时神智还挺清醒，做完相关检查突然“嗜睡”。虽然疫情严重，但卫生所医疗条件有限，需要通过CT判断。夏萍迅速请示后，呼叫急救车把她送去社会医院就医。

监狱医务所医生有着“白衣天使”与人民警察的双重身份。去年刚做过肺部结节手术的夏萍，其实还是一个恢复期“病人”。但她听说监狱实行封闭管理后，还是第一时间主动请战，大年初四就睡在了办公室临时放置的高低床上，和同事一起，两个人承担起日常8个人的工作。虽然任务繁重，但夏萍有一定经验，2003年非典时，她是驰援北京小汤山的1383名军医之一。

监狱内部，服刑人员也都戴好口罩。   周浦监狱供图

“眼泪在眼睛里打圈，我不能哭，护目镜花了就干不了事情了……”电视上广东援鄂医疗队“95后”小护士强忍眼泪的样子，让夏萍想到了17年前的自己。那时她也刚20岁出头，“非典”来袭，第一时间报名。在小汤山医院战斗的五十多天，她忙到疲累不堪时也会哭，“即使很想念爸妈，给家里打电话时也还是叫他们不要担心”。2004年转业后，夏萍进入上海市女子监狱成为一名狱警，后又转任监狱卫生所医生

监区定时消毒，从早8点到晚8点，每两小时给女犯测量一次体温，还要宣传防疫，指导她们做好自我防护。监狱是集体生活的环境，如果一个房间有人感冒，很容易整个房间的人都传染上。夏萍主要负责护理、检验和配药。封闭执勤人手有限，就诊的病犯多，工作量剧增，消毒、抽血化验、拿药打针，都要一个人独立完成。病犯里一半都有各种慢性病，需要每天服药，光高血压病人就有几百个。夏萍要根据天气变化和她们的血压变化，及时调整用药。她奔忙在各个病区，几乎没有时间休息，而且还要24小时待命，不管病犯多晚来都要接诊。肺部做了手术后，夏萍觉得自己体力大不如前，比较容易疲劳，口罩戴久了会觉得闷。

有位女犯患糖尿病，因为并发症不能行走，坐上了轮椅，夏萍每天会去监房给她打胰岛素。看夏萍一直当班，女犯说：“夏医生，你连着上了那么多天班，谢谢你，辛苦了。”

牵挂

即使隔着大墙，家人的音讯也总是牵着心。

凌晨1点，正在提篮桥监狱封闭备勤的民警陈沪冬接到妻子电话，得知她加入上海第5批支援武汉医疗队，即将出发。妻子张燕红是杨浦区中心医院护士，早就报了名，前几批都没轮到，这回真要去了，陈沪冬有些懵。这是2月17日，武汉的确诊病例正在激增。

夜已深，陈沪冬简单嘱咐几句，就挂了电话。躺在高低床上，他一晚没睡着。孩子在江苏老家有老人带，自己在监狱岗位上也算安全。现在老婆要去前线，自己却不能去送她——监狱有纪律，出去再回来要重新隔离，会影响轮班，“少一个人，监区其他兄弟就要辛苦了”。胡思乱想一宿，眼看着窗外的天渐渐亮了起来。

执勤中的民警。   周浦监狱供图

“我老婆是一个人从单位走的”，陈沪冬停顿了一下，“想到她自己带着行李，孤孤单单上车，心里就挺难过。”19日晚，妻子出发奔赴武汉。陈沪冬站在监狱备勤楼的楼顶，整好警服，朝武汉方向敬了一个礼。忍了再忍，眼泪还是没忍住。

妻子和同事们驰援的是雷神山医院，接手了一个刚造好的新病区，用两天时间安装调试设备，第三天就开始收治病人。远在上海的陈沪冬，每逢休息时，会下意识看看“警务通”专用电话，有没有老婆来电，“她在武汉还交了入党申请书呢”。疫情期间监狱为民警提供了和家里视频通话的平台，可家里老人不会用，他想看孩子，得等妻子有空时“摆渡”——他和她视频，她再拿另一个手机跟女儿视频。

自打2012年当上监狱民警，陈沪冬先在白茅岭监狱工作了5年。原本回家就少，因为工作需要，还经常主动放弃休假，直到2017年调回上海工作，才得以每天陪伴妻儿。妻子算过，5年里他回家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只有100多天。孩子今年5岁，因为聚少离多，陈沪东错过了女儿成长的很多“第一次”。“有时候隔一段时间回去，发现她又冒出两颗牙。”

李仕轶也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护士的妻子虽然支持丈夫工作，嘴上还是免不了抱怨几句：“春节时替同事值班，封闭执勤又是两轮28天，现在还要继续，你什么时候能回家？”他只能一通好言安慰，接着就开出了生活必需品清单，让她帮忙寄来，里面包括春夏季警服和换洗衣物——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过年赶去单位值班时，他只带了六天五夜的替换衣物。

每晚睡在办公室的折叠床上，李仕轶最想的也是家人，老婆小孩在干嘛，爸妈身体怎么样。“他们让我安心，说里面最安全，还鼓励我好好工作。”

在戒毒所工作了18年，他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共事多年的同事间都很熟悉，封闭执勤的日子里大家互相打气。“不需要我去鼓励他们敞开心扉，我们都是无话不说的兄弟，会把对方作为倾诉对象，基本上每个民警都有些家庭困难，家家有本难念经。”

同袍

确实，家家的经都不好念。封闭执勤期将满时，廖超终于忍不住问同事小吴：“这些天，你为什么一有空就站在窗边看，看啥呢？”

小吴指着远处的楼说：“那是我家，我想儿子时就过来看看。”原来，他之所以特地选这间朝向不好的办公室，是因为只有这里的窗户正好能望到他家窗户。他的孩子还不到3个月大。小家可望不可即。

廖超自己是“三警”家庭：他和妻子第一批投入封闭执勤，同为警察的岳父紧随其后，一家人从春节起都没能吃上团圆饭。可从他嘴里说出来，这点根本算不上困难，“大家更辛苦”。

民警周杰和待产的妻子视频。   周浦监狱供图

还真是实话。

第一批执勤的老同志徐树年，值守专门关押病犯的功能性监区，每晚睡觉前都会视频巡查全监区的角角落落。他在连轴转的执勤中不慎摔倒，却一声不吭隐瞒伤情，直到监狱领导获悉后下死命令，他才去就诊。此时，左肩胛骨已骨折10天了。

周杰的老婆还有几天临产，可疫情防控工作一开展，他就进入战时状态。视频时，妻子忍不住哭，他也泪流满面，可只能说抱歉：“所有的同志都在里面，我不能当逃兵。”得知情况，监狱领导多次找他谈心，命他即刻撤防。要强的小周终究没拗过，赶在妻子进产房前回到她身边。

徐树年带领民警宣誓，此时他的左肩已经骨折。     周浦监狱供图

曹明，3月29日就要退休，收到全封闭管理通知后，收拾行李、背上煎药炉，立马赶赴监狱防疫一线。考虑到他一年多前才做了肺癌手术，领导和同事都劝他不要参加此次全封闭管理，可他怎么都不听。深夜，他在楼道角落里轻手轻脚取出煎药炉，一边煎药一边说：“一把老骨头，能帮大家分担点就分担点，战胜这次疫情，我就安心退休。”

一位老同志跟廖超感叹，最近大伙儿主动顶班、自觉多干，“人情味更重了，工作起来有种水乳交融的感觉……”廖超说，他也有同感，“普通人身上有很多闪光点，平常的日子把这些闪光点都盖住了，可在这特殊时期，就好像沙里淘金，这些闪光点都迸发出来了，一下子就能打动你！”

封闭执勤结束走出大墙，廖超取回了个人手机。好几千条微信消息，已经看不清数目了。运动步数是0，手机屏幕使用时间也是0。令他欣慰的是：监区服刑人员违纪次数为0，向监外送诊人数0，民警健康全勤。

2020年，很多人说，最喜欢的数字就是“0”，它代表了平安、健康。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个春天如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