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长假那几天，几个社区工作群中的一些发言引起了静安培熠社区幸福调解事务所主任丁岚的注意。当时正是上海社区防控实行初期，群内不少社区工作者都在留言说“天啊，怎么办？”“这活怎么干”……群内弥漫着焦虑情绪，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职业敏感让丁岚察觉到不少社区工作者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我们要帮帮他们！”2月7日，在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支持下，一条为社区基层工作者开设的免费心理咨询热线开通了。过去一个多月，丁岚带领的心理咨询师团队，全天10个小时为街道内的300多位社区工作者提供电话心理咨询服务以及不间断的微信沟通服务。一条电话线牵起了心理咨询师与社区工作者，也让他们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非常时期的社区防控。

唐烨　摄

“你无法预测到明天会碰到什么事”

“小赵，你还好吗？”2月中旬的一天，丁岚有事情找一位居民干部，和小赵交流中，丁岚感觉到电话那头声音中的异样。

听到丁岚这样问自己，小赵哭了。她告诉丁岚，今天自己为居民上门送代买的口罩时，一位上海阿姨一打开家门就对她大发牢骚，言语中还带着脏字。这位阿姨大概在家憋坏了，看到居委干部就想发泄一下。小赵好心劝了她两句，她反而冲着小赵骂起来，还越说越难听。

一下午，小赵的心情都非常低落：她当时已经二十多天没有休息过，想到因为担心跑来跑去带上病毒，年幼的孩子被放在父母家多日……

“社区干部一度面临着物资持续短缺、疫情复杂、被感染危机、外部环境支持力度不足等各类问题。在为居民服务时候，很多居民由于长期宅家，情绪没有地方发泄，每天直面他们的社区干部就成了出气筒，这都可能引发社区干部自我情绪张力过强、心力憔悴等替代性创伤的危机。”

让居委干部受委屈的事情，丁岚听到很多。不久前，“90后”社工小王在居委办公室填报表。填报表，要对着电脑一项项录入，其实是一件非常繁琐的居委工作。干了大半天，小王正累得眼冒金星的时候，一位上海阿姨走进来问事情，看到小王坐在电脑前，冷嘲热讽地说：“在居委会工作真轻松哦，每天就是坐在那里玩玩电脑、上上网，怎么不来服务我们！”听了这话，小王气得半天在电脑前打不出一个字。

疫情中，居委干部还要面对很多突发情况，由于情况纷呈，经常出现居民“众口难调”的局面，居民对防控政策与做法不理解的压力，又全部施加在居委干部身上。

在分发口罩过程中，由于口罩批次不同、款式不同，价格也不同。有居民说：“口罩怎么这么贵，你们居委干部赚了黑心钱了吧”。有居民怀疑价格便宜的口罩质量不佳，说“为什么轮到我的就是这么差，我不付钱，我不要了”。

曾有居民到居委会领口罩，她觉得居委干部又要请她登记、又要请她付钱，“过程有点慢”，她心理不痛快，所以领好口罩、付钱后，居委干部为她找零，这个居民接过零钱就丢在居委干部的头上，说“你摸过的钱，我不要，有病毒”。

“无法预测到明天会碰到什么事”“太累了，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是丁岚听到居委干部说得最多的话。

很多人都哭过，却很少人主动拨打心理热线

“几乎每个居委干部身边都有4、5个同事哭过，有些有点年纪、本身有些基础病的居委干部是夜夜吃了安眠药才能入睡。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没有想过打个热线电话向心理咨询师倾诉。”丁岚说。

公布心理热线电话一个多月来，丁岚带领团队受理心理援助250多件案例，其中涉及居委干部仅20件。但真正通过心理热线电话打进来的数量更少，很多案例是丁岚他们在与相熟的居委干部交流中发现的。“有的居委干部会发私信给我们，请我们去与自己的同事聊聊，因为她感觉‘这位同事心理压力很大’。而发微信的这位居委干部每天可能同样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没有想过为自己进行心理咨询。”丁岚说。

前面提到被居民劈头盖脸骂的小赵就是这样。丁岚问她，你受了委屈，需要排解，你知道我的电话，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小赵说，我想回家好好睡一觉，我觉得如果我能挺过今晚，我明天还能继续干。

“很多中国人都觉得，找心理咨询师，一定是遇到了很大的事了，有了很大的心理问题了。所以，很多社区干部都抱着‘挺’的想法。”丁岚说，这是一个自我修复心理的方法，挺过去、扛住了，人会生出“心理抗体”，再遇到同类情景，心理的韧性就会增强。但她也强调：每个人的心理承受力是不同的，有的人强些、有的人弱些，还是要根据自身情况而来，并不能一味地去“挺”。

有些心理问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会成为一种创伤，在下一次类似的情境下，这种创伤会重新被激发出来，产生更大的心理影响。所以，丁岚与她的团队每次收到其他人发来的“可能我身边的某某需要心理咨询”的微信时，总会千方百计地联系到对方，引导对方对心理咨询师倾诉。“居委干部不主动联系我们，我们就主动出击。至少，我们可以给那些需要心理排解但没有察觉到的居委干部，留一个倾诉的通道。”

有过这样的考验，心理韧性会增强

丁岚遇到过一个来自居委干部的特殊案例：她很焦虑，但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受到委屈或者对疫情的恐慌，而是因为她张力较强的情绪没有得到有效舒缓。

故事是这样的：防控正是吃劲时，一天，这位居委干部在一个小区门口值守，一位外来年轻女性要进入小区，居委干部请她出示证件。看到她拿出来的身份证显示她是湖北籍的，居委干部心中一惊。再问她要去哪户人家。这位女性报了一个门牌号。居委干部立即派人去这户居民家询问，是一位老人开的门。老人说，没有人说要来探望他，家里在上海也没有其他亲戚。信息反馈过来时，那位外来女性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然离开了。这位居委干部松了一口气，她隐约觉得：事情不对劲，幸好去询问了这户居民，没有把这位外来女性放进去。

这位居委干部当天很兴奋，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对的事情，守住了这个小区的防控。她想和别人说自己做的事，但又觉得其他同事也做了很多工作，都做得很好，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可能很平常。无论是对同事、朋友还是对自己家人诉说这件事，她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可她又难以抑制想倾诉的欲望。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感到很焦虑。

她给丁岚打了电话，讲了整个过程。丁岚告诉她，她的心理感受很正常。做了好事，内心兴奋，却压抑着自己，没人倾诉，是会感到焦虑。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建议她可以多做几个深呼吸，可以和职业不相关的人分享这件事情，比如心理咨询师、好朋友、闺蜜等，分享过后，心情就会慢慢平复。

疫情之前，丁岚的团队做的是失独家庭的心理健康服务，相比他们过去做过的案例，她觉得这次做社区工作者的心理援助服务工作“没有什么惊险的生与死，看似都是平常事，但与每个社区工作者都息息相关”。“在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很多社区工作者都经历过心理上的波荡起伏。有过这样的考验，以后他们的心理韧性会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