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汪伟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生 上海首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

不知不觉已经上完7个大夜班了。最近医疗队收到捐赠的物资箱写着“医之大者，亦士亦侠”，在金银潭医院工作40多天后，我对这句话深有感触。

党员搬家

医疗队除夕夜飞到武汉后，当地政府安排几支医疗队一起住在离金银潭医院不远的酒店，生活、上班都比较方便。虽然旁边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收治2000名确诊患者，有时还可以从房间看到患者出来活动。

院感防控一直是令人头疼的事，一是酒店大部分是两个人一间房，二是所有医疗队都在餐厅一起进餐。酒店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增加就餐时间尽量保证每个医疗队分散，但医疗队比较多，房间无法做到单间，存在着一定风险。

某天，队里通知部分队员需要搬离酒店，一来院感要求单间，二是可以更好地休息。一个月住下来习惯了，上班也方便，大家有点不舍。在征询意见过程中，消息传来，我们的目标酒店没房间了，需要重新寻找酒店，可能会搬到更远的地方。

2月24日，队里组织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郑队长宣读了上海卫健委的指示，要做好院感工作，保证队员零感染，做到单间住宿。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队里察看了几家备选的酒店，最后选择了一家离金银潭医院10多公里的酒店，上班需要坐20分钟班车。郑队长也给全体党员做了动员和思想工作，有困难党员上，不要斤斤计较。为了防控，不方便也是值得的。大家统一了思想，队里决定第二天上午院感老师去酒店消毒，下午就搬过去，体现出了我们上海医疗队的执行力。

25日下午，在支援武汉满月的时候，医疗队的党员搬到了家。搬家后的酒店很干净，房间有点小，窗户对着天井，不过有个小惊喜，有套新茶具，可以在休息时喝喝茶看看书。室友大雄也主动要求搬过来，把房间留给护士姐妹，好让她们上夜班方便点，不过队里没有同意。大雄在25号的晚上第一批火线入党，成为预备党员，但还没机会跟我们一起住过来。

从除夕团圆饭吃了一半匆匆上路至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汪伟已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战“疫”40余天。   董天晔摄

让我来，大家站远点

6天一轮的医疗班就像齿轮一样缓缓转动。带组教授带着我们进去查房，调整危重患者的治疗方案，如果有抢救、有创操作还要随时进隔离病房。

那天早上，我跟周新教授一起穿好防护服、戴好护目镜等进入隔离病房，就听到护士叫我们：“医生医生，4床氧饱和度掉下来了，心跳快，人反应也不好。”我们赶忙到患者床旁，患者使用无创呼吸机进行呼吸支持，记得早上6点复查的血气还可以，不到3小时情况就迅速恶化。

周教授看了呼吸机参数及监护仪，马上决定：“立刻插管！”我提醒周教授正压呼吸器还在外面，给出两个方案，一是我出去重新穿戴好进来，二是让我们组在办公室的医生戴好正压呼吸器进来。但两种方案都需要时间，而现在时间就是生命。他摇摇头，“太慢了，来不及，现在就插，我用纤支镜插。”我表示可以先尝试下，“你的技术没我好，我来，你们站远点！”

唉！我咋回呢？队里真没人敢说纤支镜技术比周教授好，但能第一批来武汉的，谁也不承认自己技术差。见周教授已经开始组装纤支镜了，我坚持使用肌松剂把患者自主呼吸打掉，减少呛咳及产生的飞沫。在平时是很普通的流程，但换个环境就完全不同，不说穿着隔离衣、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几层手套都会给插管带来极大不便，万一插管失败，患者缺氧时间长就可能心跳骤停。周教授回答：“好的，你们还是要站远点。”经过插管前的充分准备，顺利完成了插管。等到后面在护士长帮助下放置好胃管、深静脉导管，所有参与抢救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出来后，我发现后背都已湿透，周教授还是坚持将治疗方案调整好才休息。

月有阴晴圆缺

病房的第一个夜班是我跟大雄、老阮一起值的，也送走了第一个危重患者。查房时，患者戴着面罩希翼的眼神一直在脑海中回闪。

国家指南在不停更新，具体的治疗方案也在不同专业医生的讨论中形成。专业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需要以更大的包容去吸取他人有益的意见，制定患者具体治疗方案时，只需回答一个问题，对患者治疗是否有益？

所有人都在全力提高危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但患者出院或转往轻症病房的喜悦往往被死亡的不幸深深压抑。有次值夜班，从半夜12点半开始抢救三个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的患者，忙活到凌晨4点，患者接连离去世，我们身累、心更累。在办公室默默到天明，但ICU的汉子会爬起来再战！

护士们是最辛苦的，在重症隔离病房不光要完成输液、抽血、化验等各项治疗工作，还要负责患者的生活护理。因为很多使用呼吸机的患者没有生活自理能力，没有护工帮忙，都要靠自己。危重患者过世后，护士还要负责遗体消毒和转运到电梯口，以方便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转运过程中一要防止碰伤，二是在老护士长的带领下道一声，“老人家，一路走好”。病毒无情人有情，希望他们在世界的另一边再无病痛。

惊蛰已过，万物复苏，奔向胜利！

（上观新闻记者 王倩 董天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