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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抗疫:千年史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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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吕鲜林 2020-03-08 06:27
摘要:上海抗疫:作为一种历史的回顾

上海考古历史6000年、建城史700年以来,勤劳勇敢的上海先民不仅筚路褴褛以启山林,开创了发祥于松泽文化、广富林文化的上海古典文明,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同时,也与入侵自身的病毒(瘟疫)相斗争。

瘟疫的滋生与环境息息相关,其中战争、干旱与饥饿是瘟疫爆发的三大因素。中国早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就以“疾”“疬”“疥”“盅”“祸风”“疾年”等文字予以记录。而最早的防疫记录则见于《周礼·天官·冢宰》:“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与一般疾病的区别之处是,瘟疫的传染力极强,死亡率极高且快,常常是“大疫,民大饥,饿殍载道”。

相对于中原地区悠久的古典文明,上海建制较晚,直到宋代才由小渔村升级为上海坞(上海镇)。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地广人稀,文明不彰,故很难入朝廷政令及史家笔下。不过有学者考证,就江南地区而言,东晋前有关瘟疫的记载不多。但唐代的江南道、宋代的两浙路以及明代的南直隶等江南地区,都曾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瘟疫高发区。上海地方志书中最早的疫情记录是明景泰五年(1454)的大疫。

古人根据瘟疫发生规律,有“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之说。自然,中国有着悠久的防疫传统。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防疫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学技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这些方法仍然大同小异。因此,厘清古代江南尤其是明代以后上海地区的疫灾应对策略,对当代上海防疫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唐宋时期:依法抗疫与行政问责

唐代上海地区隶属江南道(唐贞观元年置,辖境长江之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今江苏省苏南、上海、浙江全境、福建全境及安徽徽州等皆隶属江南东道,治所在苏州。有宋一代,上海归属两浙路。两浙路至道三年(997)置,辖区基本继承唐末的两浙地区,大致包括今天浙江省全境、江苏省南部的苏锡常镇四市和上海市,治所越州,杭州,是北宋经济和人口最发达的一路。

据史料记载,隋唐五代时期,见诸文献记录的瘟疫共有 50 多次。其中,唐肃宗宝应元年(762),江东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唐德宗贞元年间(790),江南大旱,井泉干涸,人多渴死,爆发瘟疫,疫死者众。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浙东大疫“死者大半”(《新唐书·五行志三》)。人口流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人心恐慌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乃至当时一些官员都十分害怕到南方任职。

宋代江南因经济蓬勃发展形成的环境问题,成为疫病高发区。如咸平三年(1000),两浙大饥,民疫死。宋熙宁八年,“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元祐七年,“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可见瘟疫对于江南社会的破坏力之强。

面对突发疫情,唐朝政府建立的中央-地方医疗体系在治疗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疫情爆发时,在中央医政机构的指导下,地方机构与慈善机构,如寺院等,联合开展治疫工作,主要有送医送药、抑制传染、减免赋税三类机制。为避免交叉感染,政府还强制患者本地就医,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强化。如《唐律》云: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为重视防疫工作,天宝五载(公元746年),唐玄宗亲撰《广济方》,颁敕要求郡县用大版刻录,“当村坊要路榜示”。德宗时以同样方式颁布《贞元集要广利方》(《唐大诏令集·政事·医方》)。

面对突发疫情,宋代在借鉴前朝经验的同时,开始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为确保信息畅通,宋太宗还命令内廷官宦的“中黄门”作为监督官,直接向皇室通报疫情,以资奖惩。据《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载,宋神宗熙宁八年夏,吴越之地发生大旱灾。同年九月,资政殿大学士赵忭出知越州。赵下车伊始,即展开全面调研:“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赵的调研决不是枯燥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对属下官员的一次考核问政。凡是不能及时汇报属地情况的官员,一律拿下治罪。

可见,在重大疫情危机面前,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做到有法可依与违法必究。其防疫抗疫的若干对策,如政府主导、中央及地方卫生部门互动、民间慈善机构参与、整治环境、中医药防治、隔离患者、掩埋殁者,包括建立信息快报制度,尤其是依法救治与行政问责制度等做法,成为此后历朝应对疫病灾害时的仿效对象。

元明时期:破除迷信与民间慈善

元朝在南宋核心地区置江淮等路行中书省,统两淮(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地。省会治于原淮南东路首府扬州。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以地理民事非便,徙省治于杭州。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割江北扬州等地隶河南,改曰江浙行省。明朝时期上海隶属于南直隶州,分属苏州府和松江府。松江府拥有华亭、上海、青浦三县,嘉定、崇明二县隶属苏州府。

元朝同样是个疫灾多发朝代,平均两年就发生一次,远高于史上其他朝代。且南方疫灾多于北方,沿海多于内陆,平原低地多于高原山地;疫灾多沿海、沿江、沿交通线分布,长江中下游区、华北区、华南区疫灾较重;经济发达、开发较早、城镇集中地区疫灾多于落后地区;其中江浙行省为全国疫灾重灾区。至正十二年(1352)后,大疫一场连着一场爆发,至正二十年(1360年)夏天,南方疫病流行,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中国救荒史》显示:“明朝共历二百七十六年,而灾害之繁,则竟达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是诚旷古未有之记录也。”尤其是瘟疫,几乎与大明王朝相终始。江南地区的苏州府和松江府因水旱灾害频发,更成为疫病重灾区。景泰五年(1454)夏,上海县、华亭县田庐漂没殆半,大疫,死者无数,饥殍相枕。嘉靖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554~1555)上海县连年大疫,民死甚众。乾隆《上海县志》记载:“六门出槥车(槥:薄皮小棺)日以百数,棺肆不能给,多以苇席裹尸,至有一家相枕籍无收敛者。”连大致的数据都无法统计,可见疫情的严重与应对的力不从心。

面对突发疫情,这个马背上取天下的元廷对当年草原瘟疫的残酷情形,记忆尤深,因此也更加留心。如江浙地区发生瘟疫,时任江浙行省都事的宋崇禄立即从盐课中预支赈济费用,“岁旱疫死者殆半,沿檄入闽,预收盐课,劝诱疑者,得米三十八万余石以赈”。元廷抗疫有几种创新之举:首先,打破迷信,鼓励科学,针对人民盲目的迷信瘟神情况,元代辖地建立三皇庙,使人四时祭祀 ,并在其中进行医疗救治宣讲,借以宣传医学 ,用实例使人相信医学,从而摒弃巫术、祁穰等迷信行为 。“越三月而 (三皇庙)成 。觊觎一头以剂起死回生者 ,几数干人 ,用是知医之利。”其次,将防御瘟疫与个人卫生联系在一起,提倡加强个人保健养生、个体清洁,以避免瘟疫的滋生、传播,这也使得民间防“疫”精准到了个人。元代《饮膳正要》里说:“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则百疾不入。”元人深知“病从口入”的道理。据《马可.波罗行记》载:元制规定,向大汗献食者,皆用绢巾蒙口鼻,以防唾沫污染食品。这是使用口罩的较早记载。这些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对于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代抗疫措施跟元代大致相同,主要对策有四大法宝:掩埋尸体、要员祈祷、派官施药、朝廷赈济。除了政府战“疫”行为外,民间力量开始走向抗疫历史舞台。以乡绅贤良为主的民间社会慈善机构,开始根据自身力量展开一些救治医疗活动。这些慈善机构或自身配药散发施救,或刊发治疗疫病的药方进行散发宣传,或赈济疫病遗孤,安葬病殁之人,弥补官方施力的空白区域。如明朝前期“预备仓”中鼓励富绅捐粮制度,中后期民间“社仓”对官方预备仓制度废弛的补充等。晚明爱国士人祁彪佳,在退官的八年间,就在家乡绍兴组织了慈善病坊和药局。1636年他草拟当年应对瘟疫的药局规条,同十位有名望的地方医生签署协议,共同主持坐落在城中一座古老的大佛寺中的药局。每天派两位医生当值,每名医生被要求轮流工作六天。据称在当年六月至八月间,该药局拯救了一万多人的生命。

显然,元代防疫对策中已近现代口腔卫生观念的个人保健意识,破除迷信、崇尚医学之举;明代民间慈善机构在社会抗“疫”力量之中的角色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晚清及近代:走向现代抗疫的艰难历程

清代在华亭、上海地区设立苏松太道松江府,苏松太道中后期依其驻地又称上海道,辖苏州府、松江府和太仓直隶州,顺治年间驻地为太仓,康熙时期驻地为苏州,雍正之后驻地为松江府下辖的上海县。民国16年(1927年),根据孙中山的大上海计划,设立上海特别市,扩大市区范围包括上海、宝山县的一部分,设立17个区,而上海地区各县则仍属江苏省。自此,上海脱离江苏省管辖,自立门户。

有清一代瘟疫爆发依旧高频,且有新疫发生。道光元年(1821年)上海发现霍乱病人。此后道光六年、二十年均有流行。同治元(1862),法租界鼠疫流行,居民患此症死亡者颇多。此为上海出现鼠疫之最早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上海开始有霍乱病死亡登记。光绪七年(1881),天花盛行,数十岁之人亦能沾染,得愈者十中一二。此为上海天花疫情的最早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猩红热流行,公共租界内约1500名中国人死于此病。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至八月(2~9月)南汇县“喉痧大作,多至不救,有合家死亡者”。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十里洋场逐渐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因大量人口的汇聚与流动,各种时疫的种类及传染源都渐趋复杂。如民国7年(1918),世界范围的流行性感冒袭击上海,“身热咳呛,足软头晕,患者十居五六”,当年死亡418人。民国27年(1938)8月 难民大量涌入上海,霍乱迅速蔓延,当年登记霍乱11365例,死亡2246人。民国31年(1942)霍乱连续第六年流行,疫势猖獗,当年登记患者2465例,死亡513人。鉴于瘟疫的恶劣影响,民国20年(1931)上海宣布为霍乱流行港口;民国21年(1932)、26年(1937)上海分别宣布为天花疫港。

在防疫方面,清末如宋朝一样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医疗机构。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受西学东渐影响,上海防疫工作逐步引入现代卫生理念。186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粪秽股,专管环境卫生与垃圾处理工作。1873年为防止泰国及马来西亚霍乱传入,上海港开始实施检疫制度。1883年公共租界自来水厂建成供水。至此上海的卫生防疫工作初见端倪。1907年白喉逞凶时,一个叫“中国国民卫生会”的组织,创办一份《卫生世界》杂志。就连商务印书馆的语文教科书种也编入普及卫生知识的课文《鼠疫》。上海市民对传染病的防治观念大大增强。现代医学理念的普及大大改观了当时的防疫方式,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在沪浙江富商沈敦和(仲礼)、朱葆三共同筹建“施救急痧医院”,专治白喉。1913年,施救急痧医院迁至广西路143号,改称上海时疫医院,隶属中国红十字会,由中国红十字会总医生、爱尔兰柯师太福(Stanford Cox)正式就任医务主任。他经受添置的医疗机器达20余架,病房可容纳数百人。他对大众卫生问题也十分关注,在诊治时,不断向病人及其家属宣传饮食卫生和堵塞病源的道理。

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民国时期上海已成为中国东西方医学交流的窗口和传播中心,甚至,当时国际卫生组织在上海也建有分支机构。这对上海的防疫工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流行病学科普、防疫法规的颁布、防疫机构的设置、全民动员等。民国时期上海市防疫档案内容大体上就包括传染病防治、隔离、消毒、计划免疫等。如1916年3月,北洋政府公布传染病预防实施条例,1930年国民政府关于传染病预防实施条例,1931年工部局卫生处实施传染病报告办法,随后又先后颁发了清洁违章条例、食品卫生条例、管理公共浴室卫生规则等卫生管理法规。民国3年(1914),沪南警察分厅因各处发现鼠疫特设防疫所。1942年7月18日,霍乱疫势转炽,全市进行第二期防疫总动员。1947年上海市各界联合推行春季强迫种痘实施办法,等等。

乱世无良政。抗战爆发后,上海华界、租界卫生防疫事业皆遭到严重破坏,传染病迅速蔓延。抗战胜利后,防疫工作得到一定的恢复。尽管如此,传染病死亡人数仍占上海人口死亡人数之首,食品、环境等卫生状况很差,劳动卫生条件低劣,职业危害严重,广大劳动人民生命健康仍得不到保障。

栏目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笪曦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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