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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访之“战疫篇”】诸大建:城市治理变革,关键是深化“五星红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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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20-03-04 06:30
摘要:很多年后,“新冠”依然会是中国人的群体性记忆,希望能把治理能力变革的烙印刻在人们脑子里

这场疫情的突如其来,也在考问我们,中国的城市治理究竟离现代化有多远?对此,同济大学特聘教授诸大建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提出中国超大城市治理的模式与方向。

人物档案

诸大建: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要让专家自主地讲话,而不是天天追着他们爆金句


高渊:每当重大公共危机发生时,人们总是很期待专家们的发言。2003年非典期间,钟南山院士最为各界关注,而在这次疫情中,除了钟南山,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成为“网红”,你怎么评价专家们的表现?

诸大建:这场疫情看起来也是对专家的大考,从中可以看到专家能力和品性的众生相。有的是真正的专家,专业强而且敢讲话敢负责,好牌坏牌都可以打胜仗,钟南山、张文宏是典型;有的专家,适合发论文,做事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弱;也有些专家能力可以,但说不上话;当然还有一些人能力不行,不说话还好,多说话容易误事。

高渊:即便水平高的专家,是否也有不同类别,关键是用对地方?

诸大建:有一种两栖型的巴斯德型专家值得推崇。巴斯德是法国生物学家和医学家,我们喝的牛奶很多都采用他发明的巴氏灭菌法。巴斯德的研究特点是,一方面从社会问题中发现理论性的新解释,一方面又用理论研究成果来解决实际问题。

专家可以分为三类。另一种是玻尔型专家,致力于纯粹的理论研究,而不考虑社会应用。还有一种是爱迪生型专家,有很多发明创造,但很少做理论上的总结归纳。如果把玻尔型专家用在某些实务部门的重要岗位上,他们只想着埋头写论文,就不一定合适。

这次疫情中最有作为的专家,我觉得就是巴斯德型专家,他们可以一手接地气用理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一手从实际问题提炼新知识,把论文写进大学的教科书。

高渊:现在大家都喜欢听张文宏说话,最好他天天爆金句,对此你怎么看?

诸大建:张文宏是难得的,最可贵的是他拎得清,既能用实务能力说有担当的话,也能用研究成果让同行信服。

我也注意到,前段时间媒体天天追着钟南山,现在是天天追着张文宏,最好他们每天都讲上几段。媒体当然获得了关注度和点击量,但如果过度消费专家,让他们讲得太多,也难免会有不严密的地方。所以,还是要让专家在合适的时候讲话,自主地讲话,而不是天天追着他们爆金句。看起来张文宏自己拎得清,他说现在需要说话的时候说活,疫情过后他就要到一边安静去了。


中国的城市治理模式,可以用五星红旗作隐喻


高渊:目前,中国有十个1000万以上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武汉是其中之一。有观点认为,如果疫情发生在一个几十万人口的中小城市,管控和防疫就会容易得多,所以中国城市化一定要控制城市规模,你认同吗?

诸大建:不能简单地把疫情发生归结于城市规模,超大城市发生疫情可能性大,是因为人口密度大和流动性大。但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疫情是否发生以及是否成为危机,取决于城市治理能力。

大城市可以有大疫情,也可以有小疫情甚至没有疫情。中国城市化需要发展超大城市,但是要大幅度提高治理能力。

高渊:治理千万级人口的超大城市,关键要防范哪些风险?

诸大建:超大城市的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基础设施或生命线风险、生产风险、社会风险和公共卫生风险等,按可能性和影响大小有四类:可能性大影响小的“金丝鸟类型”,如日常发生的交通小事故;可能性小影响小的“小白兔类型”,如小火灾;可能性小影响大的“黑天鹅类型”,如眼下的疫情;可能性大影响大的“灰犀牛类型”,如重大环境污染。治理能力升级是要应对大风险,特别要防范“黑天鹅”变成“灰犀牛”。

高渊:疫情暴露出来的城市治理问题主要在哪里?

诸大建:这次充分暴露了中国城市发展3.0与城市治理1.0的矛盾。城市发展从1.0到2.0再到3.0,分别是单个城市、有中心城区的都市圈、以及多个都市圈形成的城市群;城市治理从1.0到2.0再到3.0,分别是科层制的城市统制、市场化的城市经营和扁平化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

现在的矛盾是城市治理跟不上城市发展。用低版本的城市治理,管控高版本的城市能级,就会面临能力贫困的挑战。

高渊:当下的关键是,能不能通过这次疫情,真正找到短板,为城市治理版本升级提供新思路?

诸大建:都说疫情过后要复盘,许多人把复盘理解为问责,但这肯定还不够。而且不能等到疫情过后再复盘,到时候可能时过境迁了,最好当下就有个“冷班子”开始做这个工作。其中的关键是梳理疫情的发生和防控,搞清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专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短板补上去。

中国的城市治理模式,可以用五星红旗作为隐喻。大星是政府组织,小星是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如果只有中间的大星而没有周围的四颗小星,就是决策链长、单一的城市管制模式;而只有周围小星没有中间大星的主导,也不是有效的城市治理模式。治理能力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大星、小星互相之间的信息与管理,既要有自上而下,也要有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是国家机制,自下而上是社会机制。

简而言之,中国城市治理3.0的核心是政府统筹、上下合作的模式。其中,政府起到指挥者、安排者的作用,社会起到参与者、合作者的作用。

高渊:这次疫情中,除了上与下的关系,政府间的横向关系是否也应关注?,

诸大建:这次以战时体制迎战疫情,许多省市自治区分工支援湖北各疫区,这就是政府间的横向关系。而政府间有没有好的横向合作,是城市良好治理的重要内容。

但是,应对疫情的横向合作不等于常态化的合作,前者是中央命令和“他组织”,后者是利益分享和“自组织”。为什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要更好地探索地方政府“自组织”的横向合作模式。


上海这座城市有硬核,是政府部门、专业人员和老百姓三合一的系统性硬核


高渊:你当了许多年的上海市决策咨询专家,在参与研制“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时,你认为“韧性之城”的含义高于“绿色之城”,原因何在?

诸大建:因为“绿色之城”讲的主要是资源环境问题,涵盖面较小,而“韧性之城”包括防控自然风险、安全风险、生产风险、疫情风险等所有特大城市可能遭遇的风险。所谓韧性,就是在受到意想不到的重大冲击后,城市可以迅速恢复,回到原来的正常轨道。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韧性,就缺乏抗风险能力。这次新冠疫情,证实了韧性城市的重要性。

上海对标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都把“韧性”作为主要目标之一。首先是城市的“易感性”如何?这是城市的免疫力,即在风险面前,城市不容易受到冲击还是不堪一击。其次是城市的适应性即应急驾驭能力怎样?重大事件或风险发生后,是否有应急机制帮助城市渡过难关,尽快恢复正常。

应对城市重大风险,事中的应急管理是重要的,事前的预防管理更重要。在疫情中,10天建成隔离医院很重要,而在超大城市预先建设“小汤山型医院”更重要。这就是韧性城市的特点:低易感性、高适应性。

高渊:为了应对疫情,这段时间上海基层组织进行了广泛发动,很多市民也自发投入防控,你怎么看待上海人的表现?

诸大建:上海这座城市有硬核,是政府部门、专业人员和老百姓三合一的系统性硬核,而不是其中一个方面。上海的城市管理有章法,不仅表现在日常的琐碎中,更表现在疫情这样的大风大浪之中。

城市治理得好不好,治理体制当然重要,而人更是关键。这次疫情中,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体现了高素质,说不出门就不出门,碰到事情绝对有自律,而且发动起来自下而上守护社区,成为城市有韧性的社会末梢。还有像2019年全市推行的垃圾分类,市民们充分配合,干湿垃圾分得清清楚楚,确实不简单。上海人当然包括各种各样的新上海人,他们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不是毫不利己的可敬的利他主义者,而是拎得清大河有水小河满、利他利己可以兼得的实在主义者。

高渊:历史会怎么记录2020这个特殊的年份?

诸大建:对中国来说,2020年非常重要,既是全面小康的收尾,也是未来30年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启动。虽然疫情暂时打乱了发展节奏,但今年的发展一定会低开高走,疫情过后中国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不会降低而是提高。

我相信,这场疫情的突如其来,也在考问我们,中国的城市治理究竟离现代化有多远?很多年后,“新冠”依然会是中国人的群体性记忆,希望能把治理能力变革的烙印刻在人们脑子里。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图片编辑:笪曦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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