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万平方米的无尘厂房内，1300台打线机像1300名士兵一样，分成数十排，整齐划一地组成一个巨大的方阵。每台打线机上，一枚芯片正在做封装测试，完工后，它们将被打包运往全球各地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生产商手中。即使是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这个厂房也保持着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意味着全球集成电路产业链没有因为中国疫情而“掉链子”，上海企业守住了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这一幕发生在浦东外高桥保税区一家名为安靠封装测试（上海）有限公司内。在集成电路领域，安靠也许没有高通、华为、中芯等公司知名，但在业内，安靠绝对是行业领军企业。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安靠的客户遍及世界各地，三星、华为、苹果、台积电等业内巨头均是他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在上海的安靠工厂拥有5400名员工，每年封测42亿颗集成电路芯片，是世界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企业之一，年产值达到40亿元人民币。

在疫情防控期间，安靠采取了远远高于一般标准的防控措施，即对所有返沪员工，不管是否从重点地区回来，都一律集中隔离观察14天后，才允许员工上岗。为此，公司特意包租了外高桥地区3家酒店，供300多位返沪员工隔离居住使用。

在安靠中国区总裁曹持论看来，通过严格的防控保卫安靠工厂，某种程度上就是保卫全球产业链。在集成电路领域，安靠处于中游环节，在它的上游，有芯片设计巨头高通、华为，有中芯国际、台积电等芯片制造公司，而它的下游连接着富士康等集成电路贴片加工企业。一台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其核心芯片从设计到制造，再到封装测试、贴片加工，是一条无缝衔接，跨越全球的生产链，这个链条上的每一家大型公司都承担着巨大的“产业链责任”。“比如，安靠在全球高端芯片封测市场的份额占25%，在5G芯片领域更是达到40%，如果我们因为疫情停产，不但自身损失巨大，全球集成电路产业也会受到波及，诸多上下游企业的生产将因此陷入困境。”

在曹持论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隐忧：中国工厂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会不会因为疫情而受冲击。“在全球产业链中分得一杯羹，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些海外订单和市场份额，是多年努力积累起来的。一旦因为疫情停工，上下游企业势必要采取自救措施，寻求新的全球供应商。海外订单流失后再要抢回，那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所幸的是，疫情发生以来，安靠上海工厂没有发生一次延迟交货事件，海外订单与同期相比甚至还提高了1到2个百分点，这让安靠的合作伙伴们无比诧异。究其原因，是因为外高桥保税区在打响防疫保卫战的同时，还打赢了一场“产业链保卫战”。

谈起刚刚过去的一个月，曹持论说，自己也有夜不能寐的时刻。那是在2月初，工厂原材料库存系统发出警报，用于封装测试的化学品材料库存只有一两周的用量了，而一般情况下，如此大规模的企业，正常库存都要在1到2个月。“任何原材料的短缺，都会造成生产陷入停顿，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库存状态。”公司随后发现，原材料不足是因为在江苏和广东的供应商因疫情而停工。

危急时刻，保税区管理局和市经信委等政府部门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无法自己协调供应商了，幸亏政府部门出面，帮助联系了江苏、广东等地的半导体行业协会，再由行业协会去协调当地有关部门，为我们的供应商开具了复工证明，原材料危机才得以解决。”

曹持论不知道的是，在他夜不能寐的那段时间，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局的大楼内，保卫产业链，拯救海外订单的“作战室”也一直是灯火通明。疫情发生后，外高桥保税区被划分成20个片区，实行专人包干负责。这些“包干员”不仅负责片区内企业的疫情防控管理，同时也是企业精准帮扶的专项小组。他们每天研判企业订单的生产情况，尤其是“海外订单”，更是逐一列出瓶颈问题，想尽一切办法予以突破解决，就像是一名“订单医生”。

就在本周，包括安靠在内的外高桥32家大型全球产业链企业和561家中小企业，将会获得近6.6亿元的产业扶持补助金，比往年整整提前了三个月时间。“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一次雪中送炭，人员、物流相继得到帮助后，如今企业的资金流又得到‘补血’，我们对未来就更有信心了。”曹持论说，安靠上海工厂全年经济目标不会变，2020年产值增加15%到20%，仍然是公司的努力方向。

这样的自信在外高桥普遍存在。截至目前，保税区域内企业复工率90.71%，返岗员工数61138，规模以上生产型企业已经全部复工，没有一家全球产业链企业因为疫情而停工停产。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出区域营商环境的优劣、短板和不足，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大考。”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保税区管理局副局长陈彦峰说，政府要做的就是让企业遇到突发情况时，还能安心经营生产，这是最大的营商环境。“过去在外高桥看到密密麻麻的集卡，还有些头大，这些天看到路上的集卡越来越多，反而有种亲切的感觉。希望疫情之后，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