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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战里的心理疏导故事① | “在公卫中心,我为这位患者提供了5次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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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黄杨子 2020-02-20 18:48
摘要:不仅在上海,各地精神科医生目前碰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患者对于同样被感染的家属、亲友产生了自责、无助、焦躁、悲伤等负面情绪。”那么,除了传达信息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仍在继续。近日,本报记者走进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市心理援助热线平台与高校心理系等机构,聆听医生、专家与志愿者们讲述一个个关于心理干预的故事。战疫中,无论是在一线直面病魔的医患,还是每位普通市民,或许都能从这三例个案扫描中获得一份“心理处方”。

这些日子,刚刚结束了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2周工作,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沈一峰医生依旧留在院内接受统一隔离。在这里,他主要有两项任务:为患者提供精神科会诊,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援助。2月17日,上海天气晴冷,刚刚完成查房的医生告诉沈一峰,患者们久违地拉开了窗帘。

查阅数据不难发现,连日来上海有大批患者治愈出院——2月14日,28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痊愈出院,15日有34例、16日有16例、17日又有21例……“出院患者数量增加,对尚留在病房内的患者也是一针强心剂。”沈医生说,疫情来袭,当医患携手对抗病魔时,精神科医生要做的就是尽量为他们驱散心头的“病魔”。

也正是17日,沈医生有位熟悉而陌生的“新朋友”王女士也出院了。2周间,他为王女士先后提供了5次心理干预。治疗期间,她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一次和患者见面:“她没戴口罩冲过来就要拉我的手”

2月2日,沈一峰与同事二人抵达市公卫中心接受防护培训,分管三栋病房的心理干预与疏导工作。“现在市民对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干预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甚至有患者会主动向负责治疗的医护人员提出,请我们查房时去看看他们。”沈医生说。

7日上午,例行查房前,王女士的负责护士找到了沈医生,“患者情绪有明显波动,表现烦躁,同病室的病友说,昨晚她整夜都没睡好,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害得我们…”然而病历记录上,王女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为何突然在情绪上出现了巨大变化?

原来,王女士和丈夫同为此次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虽然不住在一个房间,但之前每天保持着手机联系,彼此倒也算放心。然而,6日王先生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从轻症病房转入重症病房,直接进行了插管治疗。尚不知情的王女士在发给丈夫几条消息均石沉大海后,不由得心慌起来: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本次疫情带来了两个很特殊的问题:第一,由于家庭成员聚集性感染病例多,亲属很容易同时承担着患者、患者家属的双重角色;第二,若在平时,医疗机构可及时通畅地与患者家属进行患者的病情沟通,但传染病、隔离病房等因素的限制,让这一切变得无法及时。”沈一峰解释,在市公卫中心,轻症与重症患者住在不同大楼,医疗团队间也无法随时互通,因此在王女士急切想了解丈夫病情时,只能得到“病情恶化”“气管插管”等少量信息。

“我踏进病房的一瞬间,她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沈医生还记得,没有戴口罩、满脸写着焦躁的王女士直直从床边朝门口冲过来,甚至想拉他的手。“由于传染病的隔离要求,我只能赶忙避开,请她保持一段距离。”他苦笑道,第一次见面的15分钟内,几乎12分钟都是王女士在倾诉,“但通过她的不断描述,我发现她焦虑烦躁的源头来自信息沟通的缺失。”

通常两天进一次病房的沈一峰为王女士提供了抗焦虑和助眠药物后,答应她还会再来。“我得做足功课,除了安慰性言语外,必须触及患者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不能隐瞒坏消息,突发灾害时该如何“好好说”?

回到医生办公室后,沈医生立即联系了分管重症病房的同事。每晚7时,来自精卫中心的他们都会召开固定微信会议,互通有无。“在特殊时期,救治需要会诊,心理干预也需要联手合作。”托同事了解了王女士丈夫的病情后,沈医生才知道,在插管治疗后不久,他的病情急速恶化,很快用上了体外膜肺氧合机(ECMO)。“这意味着,王女士设想的最坏情况没有发生,但病情的确较之前严重了很多。”沈医生面临着在突发灾害中最典型的心理干预问题:如何将坏消息传递给患者?

“告知的前提是不能隐瞒。”他告诉记者,重症病房传来消息,万幸的是,王先生除了肺部功能恶化外,其他器官系统功能仍较稳定。“我尝试着从这个切入口开始向她解释目前的情况。”第二次交谈中,沈医生时刻观察着王女士的微表情,当得知丈夫性命无虞时,她终于松了口气,可又对ECMO产生了极高的关注度,“用了ECMO还有救吗?”

第三次见面时,王女士似乎已经平静接受了现状,但沈医生知道,她的内心依旧焦灼挣扎。“尽管生病是坏事,但目前,上海最顶尖的医疗团队在照护他,多学科联合的专家组每天视频讨论每一例危重患者的治疗方案,ECMO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技术之一,治疗产生的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承担。”他仔细地为王女士分析了现状。

又过了2天,沈医生如期再次来看望这位重点患者。据悉,2周内他共为20余名重点患者提供了多次心理干预,“比起普通患者一次性的干预,这些患者大多有更明显的焦虑、抑郁或其他问题,需要随访多次。不仅在上海,各地精神科医生目前碰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患者对于同样被感染的家属、亲友产生了自责、无助、焦躁、悲伤等负面情绪。”那么,除了传达信息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给患者“提要求”,助其更快走出阴霾

第四次见面,听完倾诉和介绍完丈夫的现状后,沈医生给王女士提出了“要求”。“我们不能放任她持续陷入新一轮在等待未知时的焦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王女士,“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配合治疗,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你都将是他最坚强的后盾,你自己康复了才能帮他度过难关。”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安慰。沈医生说,从最初几乎每一句对话都以“我老公”开始,逐渐到以“我”为主,患者需要将注意力重新回归自我。“丈夫——ECMO——自己”,沈医生说,当她对自己的情绪有所觉察,理解了问题的源头,并有所行动时,对整个事件的负面情绪就会缓解不少,进而走出内心枷锁,对治疗有益。

最后一次见面时,王女士告诉他,自己明天就出院了。由于治疗期间多数时候只能呆在自己的病室中,许多患者宁愿关上灯、拉起窗帘,主动隔绝外部的世界,而那一天,沈医生久违地从这间病室看到了窗外郁郁葱葱的绿色。“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的。”走出病房后,他转身又挥了挥手。

基于心理干预的伦理原则,除非患者要求,出院后医生不再追踪这对夫妇的进展。但沈一峰说,此次新冠肺炎期间,这样的案例很多。“亲属聚集性、传染、隔离”,这些特殊的标签,让这场战疫中的心理战或许打得更为艰难。“我们希望,患者和一线医护人员可以及时寻找身边的精神科医生倾诉困惑,尽早介入,或许将为他们提供更多有效的支持。”

栏目主编:顾泳 文字编辑:彭德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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