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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之治⑥|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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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雷欣翰 2020-03-08 14:45
摘要:实际上,自古用人之难,不亚于用兵。在关键时刻和关键位置上,用错一人,就可能导致巨大的损失,甚至使国家陷入困境。不过,用人之效又远优于用兵,用人得当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好处,无异于点铁成金、妙手回春。

安邦治国者,没有不以用人为先的。远追上古,商汤任伊尹灭夏,武王用太公伐纣;东周纷乱,齐国依管仲、晏婴以称强霸,秦国据商鞅、韩非乃得一统;汉魏以来,刘邦识张良、韩信而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刘备招卧龙、凤雏始得“三分天下”之势。中世以后,唐有太宗启魏征于敌营,成就贞观名相;明有洪武劝伯温于草莽,奠定新朝基业。墨子说:“入国不存其士, 亡国也。”得人且善用之,不是功成业就后的锦上添花,而是危难之际创业者的利器,承平之世绍祚者的宝玺,困局之下中兴者的锦囊。古代有见识的帝王将相,无不把圣贤才俊视为平治天下的枢机。

今天,我们都想继承古人留下来的优秀遗产,又时时感到现实的掣肘。但古人用人,又何曾优裕自如呢?只是我们总结古人的成功时,容易忽略他们面对的现实困境罢了。实际上,自古用人之难,不亚于用兵。在关键时刻和关键位置上,用错一人,就可能导致巨大的损失,甚至使国家陷入困境。不过,用人之效又远优于用兵,用人得当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好处,无异于点铁成金、妙手回春。

总结古人用人的经验和教训,“识人”“任人”“御人”环环相扣。分而言之,用人之难,莫过于无人可用,所以要“识人”并“任人”,这是利用现有的人才资源;用人之弊,莫过于各失其宜,所以要“任人”并“御人”,这是为未来准备。三者之中的“任人”,又是用人者最常面对且难以把握的环节,可以说是选贤之关键、任能之璇㺲。

龚自珍发出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强音,陆九渊说“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强调“识人”时,往往不是人才踊跃的盛世,而是纷扰混乱的乱世或制度僵化的末世。此时“识人”最难,因此讲究“不拘一格”。夏桀之时无道,而商汤识伊尹,是通过平常不会引人注意的饭食口味;殷纣之世强暴,而文王得吕望,是在打猎途中的偶然相遇;战国杀伐,而孟尝君号称君子,是因为他最擅长在“鸡鸣狗盗之徒”中发现人才。他们心细而有德,不以身份、境遇和简单的印象判定人的价值,这才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在人才匮乏或纷繁莫辨的环境下发现足资调遣的贤能。

“识人”除了发现人才,还要求对人才进行基本的辨识。这一阶段的辨识,不是对才能短长的辨识,而是对德行品格的辨识。三国时期的隐蕃,从魏国的青州跑到吴国,在孙权面前展现自己的“王佐之才”。孙权听罢有些心动,身边的胡综则忧虑此人言辞敏捷,怕他言不副实。隐蕃在吴国虽然没有得到重用,却笼络了一帮皇亲国戚。后来他果然作乱逃走,最终被孙权诛杀。孙权一生用人得当,江东繁荣富庶,很大程度上是他善用内政之臣的功劳。但就算是这样识人善任的主君,如果没有胡综的提醒,恐怕也难免失足。用人者手握权柄,吸引的毛遂自荐之人,自然是泥沙俱下。有的人恃巧弄权,更有人心怀鬼胎,如果不能“识人”,就会给国家招致危险。

“识人”之后,就要“任人”。任用人才是极其复杂的工程,不过也有基本的原则,即“任人唯贤”。“任人唯贤”不仅是以才能为判断人才的第一标准,还有“人尽其才”的深层意味。人的才智能力各不相同,要甄别他们的特性。这样,不但能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的作用,还有助于君臣关系的良性发展。唐太宗的用人,强调“用人如器,取其所长”,是这方面的代表。魏征、萧瑀忠直敢言,常常触动众怒、犯颜直上。但因为唐太宗对他们的定位是忠直之臣和谏臣,所以根本不要求他们表现出恭顺的样子,即便常常被气得吹胡子瞪眼,仍然重用如故。在其他大臣中,房玄龄老谋深算,杜如晦当机立断,戴胄执法强干。这些名臣之于太宗朝,犹如栋梁榫卯之于大厦,成就了流芳百世的“贞观之治”。

除了在选用人才时“任人唯贤”、“扬长避短”之外,“任人”的有效性要得到保障,就离不开长期的考察。隐蕃的故事,已经证明慎重考察对于防患人心流变的重要性,是正面的例子。战国晚期的赵国,因为两次任人失当,直接导致亡国,则是血淋淋的反面典型。

人们最熟悉的例子,是长平之战。战前,秦国在赵国散播留言,意图让赵孝成王雪藏秦国畏惧的廉颇、启用纸上谈兵的赵括,赵孝成王果然中计。实际上,在是否启用赵括的问题上,熟悉赵括的蔺相如和赵括的母亲都曾进谏,说明赵括缺乏实战经验。赵孝成王一意孤行,导致几十万赵兵被坑杀,赵国国力大损。这种错误决策,正是因为赵孝成王对部下没有充分的考察,因此在决策时缺失重要的参照,轻易掉进了秦国的陷阱。另外一个例子,是赵国的“常胜将军”李牧被杀事件。李牧是赵国名将,是名震天下、技艺高超的指挥官。他与匈奴和秦军对阵,几乎未尝败绩,是廉颇之后秦国最忌惮的赵将。公元前229年,王翦进攻赵国,施展反间计贿赂赵王身边的宠臣,说李牧拥兵自重,意图谋反。赵幽缪王中计,杀死了李牧。这次错误的决策,直接导致赵国灭亡,赵幽缪王也因此沦为历史的笑柄。可见,“任人”中的长期考察,不但要警惕像隐蕃那样的“伪人才”,也要对已经长期任事的部下有即时、充分的了解。春秋战国的征伐杀戮看似一去不复返,但和平年代中的阳奉阴违、反间离心,一点点侵蚀着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不也早已是我们见怪不怪的日常了么?如果时常用人而疑、用人而疏,又有谁敢真心归附呢?

虽然说“不拘一格降人才”,但“任人”不能全然“不拘一格”,否则就会招致混乱甚至灾难。因此,“任人”可以说是比较主动地在利用人才了。不过,要达到举贤用能的最佳状态,仅仅做到“任人唯贤”和坚持考察,还嫌不够——想要充分施放人才的活力,用人者必须掌握“御人”之术。

三国时期蜀国的少主刘禅,是一个完全不会御人的典型。在刘备和诸葛亮的努力下,蜀国的人才机制本已初具规模。但刘禅颇有战国时期几位赵王的风采,他屡屡听信近臣的谗言,干扰人才机制的正常运转。诸葛亮、姜维等人虽兼具赤胆忠心和雄才大略,但在这样的用人者手下,也只能勉力维持,最后难免国破家亡的结局。刘禅对诸葛亮、姜维的了解不可谓不深,但他身为人主,不能御人而处处被人驾驭,使得蜀国“群贤毕至”却毫无活力可言,是浪费人才的典型。由赵王和刘禅的例子,可知用人者特殊地位的重要性,足以决定人才甚至国家的命运。

在刘禅的时期,蜀国连年征战,国力衰弱,因此他的不作为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稍早的曹操,则在御人方面展现出过人的技巧。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是善于用人的典型,他的魏国之所以能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脱颖而出,一多半要归功于曹营中的济济人才。官渡之战中,曹操以少胜多,歼灭了袁绍的主力。此战结束之际,曹操在战利品中缴获了一大筐书信——都是战前曹操部下写给袁绍的密件。写了信的人见秘密即将败露,各个胆战心惊。曹操却在此时下令将信件全部烧毁,一下子安定了人心。从此,那些曾经萌生叛意的部下,越发敬重曹操。官渡之战只是曹操奠定北方政权的第一步,彼时他的势力并不强大,在与袁绍的角逐中长期处于劣势。在这种存亡之际,曹操并没有因为打了一场胜仗就摆出领导的样子,而是借机巩固了他最重要的资源——人心。这些蒙他宽恕的人,日后都成为他南征北战的主力。与曹操的行为截然相反的,是臭名昭著的商纣王。他在与周武王的决战之前,接连杀害了好几位直言进谏的忠臣。这种“自杀式”的御人术,最终导致人心彻底涣散。据说,他在决战中聚集了70万人马,却被区区5万周军杀得土崩瓦解。

“识人”“任人”与“御人”的道理看似非常简单,但用人不当导致的灾难,也在中国四千年的王朝历史中反复上演。历来新王朝的建立、旧政权的中兴,都离不开知人善用的明君;但君臣之知遇、政治环境之际遇,无疑也是影响用人成效的重要因素。今天我们继承这笔宝贵的遗产,不能不在深思先贤智慧的同时,学而时习之,在有血有肉的政治实践中,不断磨砺自己的“利器”。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笪曦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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