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传播学理论认为，谣言几乎与人类同时产生，并一直伴随人类社会成长变迁。由于疫情的大面积蔓延和较长时间持续，加上人们对于疫情暂时没有被控制住的焦虑以及谣言助推的恐慌情绪，致使不少人在不知所措中信谣传谣，从而使得这个本来最需要安定团结、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抗击病毒的非常时期，反而比平时更多地流传着各式稀奇古怪的谣言。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给谣言的制造和散播提供了技术条件。那些谣言在内容上更加图文并茂、有声音有图像、栩栩如生；在制作上更加立体多元、饱富专业技术含量、更有现场感、忽悠得闻听者都自以为眼见为实；在传播方式上突破传统谣言口耳相传的限制，可以通过各种网络平台或者人人持有的手机进行大规模即时传达。因而传播速度更快、规模更大、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危害也就更加深远巨大。

社会心理学指出，谣言的多寡和内容耸动程度及其蔓延范围的大小，是一个时期社会环境治乱的晴雨表。混乱产生谣言，谣言再导致更大的混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美国学者奥尔波特指出，人类史上“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暴力程度的激化”。谣言的危害不亚于病毒传播。谣言不除，国家难安。疫情引发社会不安，谣言因势而起散播焦虑与恐慌直接动摇社会稳定，甚至威胁国家安全。非常时期，及时有效地治谣辟谣也是国家在全力以赴抗击疫情时不得不腾出手来要及时遏制的“病毒”。

谣言为什么难以止于“智者”

智者，汉语拼音的解释是有智谋、智慧过人、聪明的人。《荀子·大略》有句名言是“流言止于智者”。基于流言、谣言的近似性，人们也常常仿词说“谣言止于智者”。从常理上来说，荀子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们普遍认定谣言是假的、丑的、恶的，是捕风捉影，经不起推敲、无法验证、不合常理的。而智者则是明智聪慧的，自然可以实事求是、明辨是非。一正一反，对照如此分明，怎能不“谣言止于智者”？

可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情况要复杂得多。首先，所谓“谣言止于智者”是说谣言有可能在一条传播链上止于智者。法国让-诺埃尔·卡普费雷给谣言传播过程中每个人的角色都做了仔细的分配：1.挑唆者2.代言人3.舆论引导者4.普及者5.推进机6.机会主义者7.调情者8.消极的中转站9.抵抗谣言者。他的分析模型也基本佐证了中国关于“谣言止于智者”的传统认知。但令人沮丧的是，谣言的传播链是如此众多，并不是每一条传播链上都有一个智者。既如此，有限的“智者”虽然有可能终止某一个谣言链条，但是整体上谣言的终结却还是遥遥无期。

其次，所谓智者只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存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会有那种无所不知的神人。在当今知识大爆炸的年代，知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学科分化越来越细。不管多么出类拔萃的个人或者能够交流的小群体，其能够了解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极其有限的，一旦进入自己不懂的领域、面对自己完全陌生的知识，“智者”的身份立即转换为平常人甚至是完全无知、恐惧慌张的“愚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智者”也难有较好的识别力，自然也就不可能寄望他们能够阻止谣言的传播了。

再次，就是情况完全反过来了，谣言不仅不是止于智者，反而是“谣言起于智者” 、“谣言传于智者”。可以看到，那些简单粗陋、一眼就可以看出漏洞的低水平谣言很快就死掉了。而那些由高手创制的技术含量高、专业性较强的高智商谣言，却由于其真假难辨很难被辟谣。不仅如此，在谣言传播的链条上，各式“智者”也是推波助澜的主力。人民之所以会相信和传播谣言，并不是缺乏理智，而是其在做判断时，通常会受感情和直觉左右，会倾向于相信符合他们原有理念的谣言，而很容易拒绝那些与他们的价值观相背的言论。人的理性总是与其冲动缠绕在一起，人的情绪永远包围着人的智力。一般的人都比自身的认知更缺乏逻辑性。很多人总是被记忆所折磨，常常相信不真实的事情，而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为什么“辟谣”的努力，对于那些已有固执信念的人来说，通常没有什么作用。也就是说很多所谓“智者”不仅不会阻断谣言，甚至要对他们进行辟谣也极其艰难。

谣言为什么难以止于“真相”

关于制止谣言的传统观念，除了说“谣言止于智者”之外，还有就是说“谣言止于真相”。说是只要信息公开化，及时准确地让公众了解真相，谣言自然就会烟消云散。先说信息公开和社会开放吧。《谣言》作者桑斯坦举例指出：美国号称是西方国家社会开放、信息公开的典范，可是，美国恰恰是一个谣言充斥的国家，尤其是在危机时刻与选举期间。因为，无论社会多么开放、信息多么公开，也不可能使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事实的真相。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不仅不能遏制谣言，各种杂乱的声音反倒可能引导人们相信那些听起来似乎合理的谣言、强化他们对错误观点的坚持。

再说真实性问题。第一、无论是外部客观世界还是人类主观世界，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一切知识都变得可疑，一切确定性都不可能。当技术试图颠覆一切既有知识的时候，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因而就也会不顾真假相信一切。第二、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 人们一开始就带着一大堆道听途说或者从他人、书本那里获得思想、观点、形象和信念，人们之所以信任某个知识，并不是因为这个知识是真实的、有根据的或被证实的便相信它。比较起来，情况正相反，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它们才是真实的。通常情况下，人们要么过于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判断，要么过于相信别人的观点和宣传，大胆假设方面的工作，很多人在做；小心求证方面的工作，只有极少人做。

第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去证实得到的消息，比如说课本知识、商品广告、官媒新闻。信息的真实性首先是约定俗成和委托核实的结果，相信什么取决于由谁来说。谣言不是从陌生人那里来的，而是从我们熟人那里来的。我们之所以相信谣言，是因为我们相信传播谣言的人。

谣言的核心是传播。为什么人们要传播谣言？很多时候不是为了求知、求真。而是为了说服他人、为了自我释压、为了取乐、为说而说。 常人皆有新闻欲和传播癖，那些异乎寻常的、荒诞和罕见的消息，肯定会使人感兴趣、吃惊甚或激动，以至于要急急地传播它，希望与人分享这种激动。谣言即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参与谣言也是参与群体行动、相信一个谣言就是相信某个群体。参与谣言带起的往往不是信息真假有无的交流，而是个人意见的表达、情感方面的共鸣。我们宁愿接受对我们有好处的虚假，而不愿接受什么也不能带给我们的真实。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反复解释真相、揭穿谣言虚假而于事无补的原因。

谣言止于律法惩处

什么是谣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信息？还是未经证实的信息？或是对一件重要却又模糊不清的事件的猜测、解释？谣言有许多形式。可以是对某条真实消息进行局部篡改，可以是对某些事件或信息的解释、评论或预测，可以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凭空捏造或想象，可以是依据现实碎片拼凑嫁接起来的故事，可以是策略性的刻意操纵信息，还可以是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而形成的误解。法国作家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在其名著《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指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他认为，谣言的对立面不是真相和事实，而是官方。谣言存在的核心，就是怀疑官方提供的事实，提出另一种事实解释。从政治角度看，谣言的本质即官方发言之外的发言。它是一种反权力、反权威的社会政治现象。基于这种对立性，世界各国都立法治谣、辟谣。世界各国治理谣言的经验昭示：谣言既不会止于所谓的智者，也不会止于真相的披露，只会止于法律的惩处和国家的管治。只有民事的赔偿、行政的处罚、刑事的追究这样切身的利益损失和律法的惩处震慑才是最有效的驱除谣言手段。

我国涉及谣言的有关法律法规采用的是汉语词汇条目给出的谣言定义。“谣言是指没有相应事实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这一法律规范直指谣言信息虚假性。为了打击造谣传谣，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涉及民事、行政和刑事等多领域的法律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等多部法律以及国家最高两院的相关司法解释都有禁止造谣、传谣并追究责任的条文。就在今年2月6日，国家公检法司针对当前的抗疫非常局势又特别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依法严惩造谣传谣犯罪。”“对恶意编造虚假疫情信息，制造社会恐慌，挑动社会情绪，扰乱公共秩序，特别是恶意攻击党和政府，借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要依法严惩。”

既然有法在先，那就执法必严。2015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以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为主题的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这“四个最严”也可以参照适用于谣言的治理。

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眼下谣言叠加疫情，扰乱社会、制造恐慌，必须要放弃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真相”的理想主义幻想，高扬法典利器，严惩造谣传谣，以正视听、以安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