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二月一日

已经很晚了还无法入睡。

我不怕失眠。

我怕的是：明天睁开眼睛，看到刷新的确诊人数。

想睡下去，把自己变成一只螨虫，深深地缩在枕头里，永远不抬头，永远看不见那些红色的字。

很深的委屈：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头上?

我自己回答：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而我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什么都不能做。我的手脚像瘫痪了一样，我觉得我就是个废人，百无一用。当整个城市整个国家面临危机，我就只能睡在这里，胡思乱想。

二○二○年二月二日

在荷兰的校友会急求顺路人送两个大行李箱的护目镜回国，用来捐献给武汉的医院。我一在群里看到消息就赶紧发了微博。暗暗祈祷有人看到。到晚上，群里的消息：已经落实。

我有了小小的一丝安慰。

我家是老小区，保安也都是俗称的“看门大爷”。

非常时刻，所有人都龟缩在屋内，但保安还不能不守着大门。

其中一位，自从外面有肺炎之后，他老婆就不让他回家睡觉了，因为家里还有孙儿。觉得他天天在外面，会把病毒带回家。他就只能睡在门房的小床上。

每天见他在小区里逛来荡去，也算巡逻，中午晚上就站在门口等他老婆送饭来。晚上，门户是不关灯的，他就开着大灯，盖着军大衣凑合着睡一觉。这也有十几天了。什么时候疫情结束，他能睡回他老婆身边呢?

这样一来，能“宅”在自己的房里自己的床上，是幸福呀。

二○二○年二月三日

小年说：她在家里待不住了，她很想上学。

年前开了网课，给中学生讲一些粗浅的文言文，今天，我选了一篇苏轼的《书舟中作字》：将至曲江，船上滩欹侧，撑者百指，篙声石声荦然。四顾皆涛濑，士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

我要表达的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与其面无人色，束手无措，不如做好自己该做与能做的事。

与学生们及他们的父母共勉。

每天早起我问小年：想吃什么?

选择一个一个少下去，土豆粉没有了、汤圆没有了、饺子没有了、手抓饼没有了——是超市也没有吗？

我不知道，我不打算跑得大远、穿得全副武装、与人挨肩擦踵，最后说不定还扑空。

现在嘛，对于最挑嘴的小年来说，可挑之处就是：面条她还可以挑品种。宽面条、窄面条、龙须面、鸡蛋面……

我实话实说：也许到后来也没得挑了。有什么你就得吃什么。

她眨巴眨巴眼睛，不说话。

二○二○年二月四日

小年让我荐书，我沉吟一下，说：“有些书你原来看不懂，现在可以看了，比如《安妮日记》。”

少女安妮与家人在二战中，藏身在一个小屋里，度过了寂寞短暂的青春期。他们每天像耗子一样，等到所有人都睡下或者都离开后，才能悄悄地活动。她有没有安慰自己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是的，但她没等到那一天。

小年说：“我去年暑假就看了的，很无聊的。”

我说：“对，要掌握的就是‘无聊’二字。漫漫长日，要做些什么来最小成本地化解无聊。”

她又让我推荐别的，我说：“那《瓦尔登湖》?”

她说：“小薛（同学）看过，也说很无聊。就是一个人住在一个湖边上，就他一个人。”

我说：“对，你比梭罗幸福多了，你有好几个人陪你住在湖边上。”

她说：“不，梭罗比我幸福，他能每天去湖边散步。”

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已经好久没出门了。

她说：“有没有不那么无聊的书？讲小孩的。”

我说：“那就只能是……《蝇王》。”

一场核战后，一群孩子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人类所有温良恭俭让的规则都失效了，他们按照本性自由行事，而人的本性，很可能其实是恶的。

我妈是这小区里的活菩萨——这不是我说的，是邻居们说的——因为她经常把菜送给邻居们。

我们这是个老年小区，平时看着老年人穿得厚厚的，慢条斯理地拖着购物车来来去去，也是一种岁月静好。现在，公交车停驶，他们不会开车，儿女为了减少感染的风险，也不能天天到此。怎么办?

我妈就这样，把她的大白菜、萝卜，东送一棵，西送一根。原来给我们家做过钟点工的小张，我妈给了她一棵大白菜。她拿去包了饺子，今天送了一饭盒给我们——也是解我们的燃眉之急，挑嘴帝小年已经进入到什么都不想吃阶段，当然下一个阶段就是放开心胸，什么都能吃了。

另一位老邻居送了我们一盒樱桃——樱桃是什么价钱？这怎么好意思收。人家说：现在樱桃好买，白菜不好买。

她说的没错。今天终于要上街买点儿东西。街面上的小超市陆续开了，确实是水果多（大概是有冷库），青菜少。鱼和猪牛羊肉都不见有售。有冷冻的鸡，瞬间卖完。

零食店开了门，也几乎是被抢空的，有人一直在问售货员：“肉类零食都没有了吗？都没有了吗？”我不喜欢吃肉类零食，但这一次，连我也拿了八个小鸡翅。

二○二○年二月五日

好几天没和我们联系的二姐，在家庭群里对我们说了一句话：出病房了。

——她只是出了病房，还在医院。她的医院是定点的发热医院。

我已经有大半个月没见过她了。

网上总在说：向所有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学专家们致敬，然而专家之外，并非没有沙场。刀刃之利，因其刀背的厚重；金字塔入云的塔尖，是立在宽广坚实的塔基上。这一场天人大役中，有无数沉默的战士。

我二姐，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医生。而绝大多数医生，都如她一样普通，却在各自位置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并且，保持“随时准备着”的姿态。

我相信他们在大疫面前，也心怀恐惧，却太知道畏惧无济于事，故而，他们必须无畏，必须温柔而坚定，必须在人群中，高高地扬起头。

难以言说，这是生活，还是职责。

我想，像我二姐这样的人，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中国的脊梁”。

而我的二姐，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娇小，微胖，雪白的小圆脸总是笑眯眯的，据她以前的病人说，像观音。

基辛格《论中国》中说：中国，总是被他们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今天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大姐的一个同事，他的母亲靠着吸氧机的帮助，慢慢好起来了。

大年初二我收到电话，我大姐同事的母亲疑似，没有床位，医生建议在家吸氧。他到处求借，我大姐说：“我家有。”立刻让他过来拿。

那时电梯还没有坏，他到了楼下给我电话，我从门里把吸氧机推到电梯里，按了到一楼的键。我在楼上，隔着玻璃看着他戴着口罩的脸。电梯到了，他把呼吸机扛上了车，好像也抬头看了我一眼，也许挥了下手。

我们，连一句“新年好”也没说。

到今天，他发来了好消息，他的母亲正在好起来。

啊，春天真的来了。

我于是不辞辛劳在每个微信群里向所有人推荐：如果你们附近有老人、疑似者，如果你们家里有或者还能买到吸氧机，不妨试试。

我想，最大的坏处无非就是“没有好处”——但应该不会有负作用的。

二○二○年二月七日

这个小区，有那么多儿女在外地工作、结婚的老人呀。有一家，收下了菜，告诉我们：他儿子在网上给他们买了一百多斤大米，如果有短缺，就去拿。

忽然想起来，一个邻居家的女孩子。她今年，应该是十五岁。

前几年，小年每周坐校车上学放学，恰好这个邻居小姐姐和她上同一所学校，高她两届，每次小姐姐多有照顾她，让她安心。

周五所有家长都等在校车点，我也自然地认识了小姐姐的爸爸妈妈。那附近有家面包店，一看到家长荟萃，就开始叫卖“买多少送多少”，虽然知道这打折未必诚实，但面包扑鼻香，还是会忍不住买一堆，两家分吃。小姐姐的爸爸应该大我几岁，妈妈应该小我几岁，但大体上还是同龄人。

四年级，学校取消了校车，各人自己想办法上学。然后小姐姐考上了另一所学校，与小年再不同路。这里本来就是小姐姐的奶奶家，小姐姐搬回自己家去了，就再没见过。

前几天才知道，小姐姐又住回来了。

原来，小姐姐的爸爸中风瘫痪，妈妈离婚了，奶奶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就把他们都带回家了。现在是奶奶、爸爸、小姐姐与保姆，生活在一起。

我听了，大吃一惊。

我是否能够给小姐姐以安慰？

青少年长得最快，纵使相逢应不识了。而且，我能说什么呢？

小姐姐，今年初三了。

我只是想：中年人，果然是不能病不能死的年纪，一定要健健康康地活着呀，一定要做家里的顶梁柱，而不能成为老母雏子的负担呀。

此刻我想：小姐姐家还有菜吃吗？

我没有她奶奶的手机号码，古老电话本上只有他们家的座机号码，一打：空号。

我拎着菜，在他们楼下按了门铃，是个女孩子的声音，好陌生。多听一会儿，我才确定是小姐姐。

我告诉她我是谁，我说我拿了菜放在楼下，我让她自己下来拿。

她说：“谢谢。”

我没有问她奶奶的情况，爸爸的情况，寒暄二字在任何时候都虚伪，现在更加。

我就挂断门铃，走了。

二○二○年二月八日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尾声：午后一时左右在无线电上听到总统中弹，两三点钟才又报道总统已死。她正在水槽上洗盘碗，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甘迺迪（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

是最原始的安慰。是一只粗糙的手的抚慰，有点隔靴搔痒，觉都不觉得。但还是到心里去，因为是真话。

两天后，武汉校方的网课就要开启了，小年对此发出了欢呼声；“终于可以上学了。”

她从来没有这么真心实意地欢迎过上学吧？

但我想的是：我妈的药，还能坚持多久？

她像大部分（也许是绝大多数）老年人一样，有高血压，会吃降压药物。不是大事儿，就是隔一段时间要去一趟医院，开一次药。

然而封城还要延续多久，她的药能坚持到那时候吗？是自张主张给她减药，还是跑一趟医院——但是医院现在还有常规门诊吗？

所谓坚持，真的不是光用意志就用实现的呀。

听过我吐槽的朋友非常认真地建议我：事过境迁之后，像她一样，在老家买个小房子。

她前些年为了让父母高兴，在老家修了带地下室和院子的三层楼，所费不赀，每年就清明、过年去一趟——去之前先得联系族人帮忙打扫卫生。

几年来，她一直犹豫要不要卖掉它们——直到今年疫情的发生。

她在封城令之前就已经回家过年，还带上了猫。顺势现在就和全家人一道住下去，邻居都隔得很远，并无传染风险。老家也有水电宽带，自己用电烧的暖气——就是电费高一点儿，也能承受。有鸡有猪有田地里的菜，外面兵荒马乱，她在专心腌泡菜。

她庆幸自己没有卖掉房子，也热情地建议我。

但是——我已经没有老家了。

从我父亲考上大学之后，老家就与我无关。

我出生在东北，在武汉长大，我在不同的城市工作过，在生命中的不同时刻，我都以为自己会在那里终老——我没有。

我刚刚转了一则新闻，一个在路上流浪、被不断拒绝的长途客运司机，没有目标但不能停下。狐狸有巢，兔子有窝，但他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或许是一种隐喻，一个符号，说的就是“无家可归”的一代人。

孔子说自己是：东西南北人。

也有人说他是：丧家之犬。

（但这个故事有一个很搞笑的续曲，几天后，她在群里高兴地说：她的中学同学送了许多青菜给她。

我很诧异地说：“不是有鸡猪和菜吗?”

她对我嗤之以鼻：“你没有常识。我一年回去两次，谁给我养鸡和猪？菜我爸妈说要种，也没这么快长出来。”

“那……”

“我是说有，不是说现在就能搞过来吃。”

我问：“腌菜哪里来的？”

她答我：“同学呀，连坛子给我的。”

我倒……最后的结论：世上并没有桃源。）

二○二○年二月九日

我妈的药我在网上买成功了。她很满意，就拿了一张药方出来，让我也给买了。

我一看：竟然是个手写的中医方子，细辛几钱那种。

我惊呆了：这是哪儿来的？

是那些滞留地铁工地的民工们，经常去向她拿菜，也唠个家常。这就是其中一位，听说有路子买药，拜托了她。

我啼笑皆非，想起在街上看到的药房排队的场面——中药大夫们上班了吗？有人给做这些细巧工夫吗？

我跟她说：买不到。

那人联系了自己在老家的什么亲戚，亲戚让他把方子拍照发过去，他们抓了药再给寄过来。但他不会用微信。

晚上，我妈就让我加了那人亲戚的微信，把药方给拍照传过去。

然后呢？药能寄过来吗？都是问题。

整件事我的感觉就是……啼笑皆非。

但是，我感谢每一位愿意给予我帮助的人，我知道这帮助背后的深挚热情。那么，让我也尽力做一点，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吧。

我妈，快八十岁了，如果她一生都是个好人，而且从来不觉得这是“好”，只以为这是一个人的本分。我也没有什么理由，非要让她改变。

二○二○年二月十日

有一个求助信息，我一直记得。

那是祖孙三代，外公外婆、母亲与十三岁的女儿——小年也就是十三岁。母亲肺炎去世，外公外婆与女儿均已感染，最后，七十多岁的外公学会了发微博，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好。”

这也可能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我也可能是故事里那个没出场就已经消失的人。而她，如果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会对她的女儿说什么？

我时常尝试着，想对小年说些什么。

小年宅居无聊，会经常从正在看的电视前面冲过来问我：“妈妈你爱我吗？”

我反问她：“爱是什么？”

她反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学过吗？”

我换一个方式问她：“如果我生病了，你怎么办？”

她说：“送你去医院呀。”

我说：“如果我病了，你也病了，如果药物只能治疗一个人……”

她惊慌地大叫起来：“我不听，你不要说这些。”

我止住。

我还是想说。

那些微博上我看到的生离死别，那追在车后哭喊“妈妈”的女儿，那把老父和小女丢在世上先走一步的母亲——她怎么闭得上眼。如果能给出最后的缓冲时刻，到底要说什么。

最后，我说：“爱，是很残酷的。”

小年学校网课已开，师生群里一片大乱。

一堆被关在城外的学生家长说：没有书、没有习题册、没有教辅资料。

有家长打算冒险闯城去取书——这……不至于吧？少看几页课本，不会死的。

也有老师说：“各位亲，我现在人在外地，我手边只有一部手机。”

大概是备得烂熟的课，好功力，我听了课，讲得有纹有路，确实是有底子的。

城里的，心惊肉跳；

城外的，归心似箭。

有朋友认真考虑要回武汉，他向社区打报告，社区给了他一张“外地还汉人员申请表”，而且直言：申请表确实有，但就目前为止，从来没办过。

我们是最爱家最爱国的中国人，连流浪也要带上地球，但这一次……

流浪在外的武汉人，请照顾好自己。

这一路上，你们一定见过很多暗面，但也一定见到许多世界的明面。很难预测，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哪种更多。

一语相赠：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与希望。

（本文编辑：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