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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学识凝聚复旦的日月光华 ——追寻复旦历史系老先生们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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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 读史老张 2020-02-20 07:47
摘要: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谭其骧、陈仁炳、杨宽、靳文翰这些名字如雷贯耳。何其有幸,我入读复旦历史系时,这些老前辈尚健在,他们峰峦如聚,各有千秋,是史学界翘楚。相遇时,我只是伫立一旁,默默地远观,以致错过不少亲炙良机。然而,他们强大的气场,潜移默化感染着我,影响至今……


复旦历史系78级毕业照。前排右起:右三为陈仁炳、右五为杨宽,右七为盛华,右八为苏步青,右九为周谷城,右十二为黄世晔。

“谭先生”令人肃然起敬

1978年10月初,系里举行迎新晚会,欢迎我们78级新生。晚会前几天,就听班主任李孔怀老师说:“谭先生身体不太好,前几个月突发脑血栓,一度半边瘫痪,但他答应会来参加……”“谭先生”,是指我们的系主任、年近七旬的谭其骧教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称谓,既陌生又亲切。后来我才知道,在系里,提到当时健在的老前辈、名教授,一般都尊称他们为“×先生”。那时“文革”刚结束,“先生”的称呼并不普遍,“×先生”这个人称代词,带有一种肃然起敬的仪式感。


谭其骧先生(1911-1992)

那天晚上,谭其骧先生果然来了。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拄着拐杖,被其他老师搀扶着走进老教学楼阶梯教室。虽然不良于行,但他气色好,兴致很高,好像还说了一段话,热情洋溢。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记述过当晚的一个细节:

晚会高潮时,系主任谭其骧先生鼓动他的副手、系副主任黄世晔先生:“世晔,来一段吧!”黄世晔问:“清唱吗?”谭其骧点点头。因未戴髯口,黄世晔用手掌遮着口唇,清唱了一段京剧老生。他唱的什么,我早已不记得了,但谭其骧在一旁击节扣掌、怡然自得的神情,我至今难忘。

黄世晔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是拉丁美洲史专家,喜欢唱京戏。以后几年,他也曾多次登台清唱,其标志性动作就是“以手遮口”,我从未见他带妆亮相过。与黄世晔一样,谭其骧也是京昆票友,上世纪30年代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就常去各戏园听戏,并学过昆曲,还曾经粉墨登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和赵景深、卢鹤绂、索天章和李振麟等教授一道,在工会俱乐部拍曲唱戏;1960年,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公演时,剧作者吴晗先生还特地向他征求过意见……我还听说,谭其骧擅须生,他夫人李永藩工青衣,在唱戏方面,他俩可谓“珠联璧合”。不过,那天晚上,只有黄世晔一个人开嗓,谭其骧只是一个听众。我想,假如他不是身体有恙,说不定也会来几段“西皮二黄”呢!

那次晚会后,谭其骧也偶尔出现在100号楼,但我很少见他出席大会。那时,他大病初愈,正夜以继日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对于这一国家重点工程,谭其骧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直到毕业前夕,我才又一次在会上见到他。1982年6月1日,学校举行“祝贺周谷城教授执教60周年报告会”,主持会议的就是谭其骧。在进入工会礼堂会场时,他似已康复如常,再也不需别人搀扶了,与大家有说有笑,侃侃而谈……

有魏晋遗风的周谷老

那天报告会的主角,显然是周谷城先生。耄耋之年的周谷城是系里唯一的一级教授,大家都尊称他为“周谷老”。只见他神采奕奕,胸佩红花,坐在主桌中央,一边是校党委书记盛华,另一边是谭其骧。会前,系副主任汪瑞祥老师找到我,让我作为学生代表致辞,我很诧异———在班上,我并不出类拔萃,为什么会选中我呢?

那次当众发言,我战战兢兢、心里发虚,等念完稿子,才松了一口气,疾步走向周谷城,向他鞠躬致敬。在热烈的掌声中,周谷城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了几句话,但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我没能完全听懂。


周谷城先生(1898-1996)

周谷城学问博大精深,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言行,一向为人瞩目。上海解放前夕,他作为进步教授被国民党军警逮捕,被押上警车前,他对着镜子梳头,系领带、穿西装,从容不迫;

“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会一开完,他就昂首阔步,跑到国权路小餐馆里坐下,大快朵颐……这种洒脱,很有点魏晋风度,令人折服。我第一次见到周谷城,是在一个冬日下午,那天我正在100号楼资料室看书,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正是周谷老!他戴一副变色眼镜,穿黑呢大衣,脖子上系一条米色围巾,手里还拎着一只黑色人造革包———原来那天发工资,他是到系里领工资的。只见他把包往桌上一放,喊了一声:“小董!”小董名叫董力生,是资料室管理员,因在“文革”中精神受刺激,常常自言自语,此时正沉浸在个人世界里,听到有人喊,他抬起头,怔怔地看着周谷城……这一幕,令我印象深刻。


原复旦100号楼,原名“相伯堂”,当年为历史系办公楼。读史老张摄

后来,周谷城担任了领导职务,社会活动多,就不太能在100号楼见到他了。但他为人热情,对系里的事总是有求必应。我们那一届毕业前夕,百忙中的周谷城与苏步青校长等一起,与我们班级集体合影,并题词曰:“四年业绩已粗成,明日奔赴实践中。两个文明欣有就,毋忘母校育新人。”这个题词,印在了那张集体合影照上。

“嘿!你看陈先生的皮鞋!”

因年事已高或疾病缠身,周谷城、谭其骧等老先生大多不为本科生开课;我们的任课教师主要是像朱维铮、李华兴、金重远、杨立强和沈渭滨这样的中年讲师。但也有例外,陈仁炳、杨宽和张荫桐等老先生就为我们上过课,其中,陈仁炳先生是任课教授中最年长的一位,那年,他大约72岁。

陈仁炳是一位传奇人物。1932年,他毕业于沪江大学,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1953年,从圣约翰大学转到复旦历史系任教,从事社会学、美国史和民主制度史研究。他的英文造诣很深,曾有多部译著出版。直到他晚年,他还投书《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就该刊英文译名进行商榷。不过,他的学术名气远没有他的政治名声大。上海解放前,他就加入民盟,参加反蒋活动,活跃于中共地下党支持的“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上海解放初,他任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1957年,他又被送到校木工厂“接受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他选择重执教鞭,开设《世界史英文名著选读》课,我们是他复出后教的第一批学生。


陈仁炳先生(1909-1990)

听说陈仁炳要来上课,同学们奔走相告,开始悄悄散播有关他的传闻———流传最广的,莫过于他的名字曾出现在《毛选》第五卷中。开课前,系里发下油印教材,16开本,厚厚一大册,内容都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名篇,如美国《独立宣言》、罗斯福《炉边谈话》和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等等。这些名篇,据说都是陈仁炳亲自选编、油印的。看得出,他亲力亲为,有自己的学术标准。

上课那一天,大家期盼的陈仁炳终于来了。他戴深色近视眼镜,眉宇间透着几分忧郁,穿一件灰制服,背微弓,但气度不凡。进教室后,他并没有像其他教师那样登上讲台,而是移走讲台,搬过椅子,在一张课桌前坐下———在所有任课老师中,他是唯一坐着授课的人。坐下后,他的脚就伸了出来,“嘿,你看陈先生的皮鞋!”一位同学眼尖,对我轻声叫道。我抬眼望去,陈仁炳脚上穿着一双棕色牛皮鞋。当年,市面上流行的是猪皮鞋,低档、黑色,没有光泽,价格为七元六角五分(被戏称为“765”鞋);但他那双鞋,样式虽旧,却油光锃亮,一看就是舶来品。

陈仁炳讲课,一如他的旧皮鞋,黯哑迟缓间,不乏亮色与光彩。记得有一次,他谈到英语语气词,忽然话锋一转,说上世纪40年代初,他在重庆曾听过郭沫若先生一次关于屈原的演讲,郭老说,今天的“兮”字,屈原时代读作“呀”(音“啊”),例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就是“我又叹息又流泪呀”;还有一次,不知怎么谈到了九一八事变,他说他早就是一个爱国学生,留美期间曾组织留学生参加过抗日集会,说到这里,他突然顿住,略有点哽咽,情绪激动……大家都明白,陈仁炳的这种“坐而论道”,是需要仔细咀嚼、品味的。

“杨先生”与“老杨”

杨宽先生为我们开过《春秋战国史》选修课。他比陈仁炳要年轻几岁,但资格很老。1932年,他考入光华大学文学系,毕业后不久即任光华历史系副教授、教授,他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就已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地位。1946年,杨宽就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时,年仅32岁。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博物馆馆长、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并兼任复旦历史系教授。1970年,他从五七干校调到系里。调任后,有过一个插曲:因教工早就认识他,仍称他为“杨先生”,不料工宣队长听到后,当众宣布,像他这类被改造对象不配称“先生”,只能叫“老杨”,这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从此,有些人就不敢招呼我,或称我‘老杨’而不再称‘先生’了。”


杨宽先生(1914-2005)

杨宽个子不高,两鬓斑白,圆圆的脸上总是笑眯眯的,脾气很好。讲课时,他逻辑缜密、条理清晰,因长期在上博工作,他喜欢用出土文物来佐证某些论点。不过,因为他是青浦人,讲一口上海本地普通话,外地同学听起来有点费劲。有一次,当讲到“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时,外地同学没听懂,面面相觑,他随手将这段话写在黑板上,并加画了几个圈,大家看后,恍然大悟……一个学期下来,不会说沪语的外地同学,都学会了“乱臣贼子”的沪语发音。“乱臣贼子”一度成为班里的流行语,经常被大家用来互开玩笑。

我毕业后不久,杨宽就离开复旦赴美定居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意外。直到不久前,我读他在海外出版的《历史激流:杨宽自传》时才发现,他的赴美与家庭原因有关。原来,他在为我们上课期间,心情并不好,而我们当时竟一点也没察觉……他那笑容可掬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永存。

“张先生保养得那么好!”

在系里老先生中,张荫桐先生属于“少壮派”,那时才60岁出头。我至今记得他的形象:四方脸,戴一副黑框眼镜,肤色白里透红,一头黑发,看上去年轻潇洒,同学们暗暗惊叹:“历经磨难,张先生还保养得那么好!”


张荫桐先生(1917-1998),复旦档案馆藏

张荫桐当过学校教务处注册主任,但他的过去少有人知道。他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肄业,1940年2月入读复旦史地系,1943年底毕业。据说他在北碚读书时,就倾向进步,与诗人邹荻帆、冀汸等进步同学关系密切。有一次,国民党军警到复旦抓走一位名叫张同的学生,过几天又放了回来,说是抓错了,原来他们的抓捕对象正是张荫桐。抗战胜利后,张荫桐返沪,负责民盟上海地区工作。因继承了父亲一笔遗产,他一度成为“阔佬”,担任过几个公司的董事长、经理。他住在杨树浦一幢“豪宅”里,楼下租给外文系教授林同济夫妇。冀汸先生在《血色流年》一书中记述过一则往事:冀汸毕业后,因生活无着,曾向张荫桐求助,“很快得到回信,说‘一切’他‘包了’”。不久,张荫桐就为他谈妥了工作,“张表示,我可以住在他家里,给我一间房”,还“可以给我买一辆当时流行于上海的小轮摩托……”读到这里,我突然顿悟:难怪张荫桐“保养得那么好”!  

张荫桐是日本史、南亚史和南洋史专家。大三开始,我选修过他的两门课:《南亚史》和《东南亚史》。他讲一口普通话,咬字准,讲课抑扬顿挫。南亚和东南亚的人名、地名,拗口生僻,但在他念来,总是朗朗上口。有人说他日语流利,但我也没听他说过一句;倒是听他飚过几个英语单词,例如caste(种姓)、untouchable(贱民)等等。不知何故,他的研究方向不算热门,选他课的人却特别多。记得《东南亚史》期末考试成绩公布后,班里有传言称:凡考试成绩得“优”者,将由张荫桐带领赴菲律宾马尼拉考察。大部分同学听过后,知道那是开玩笑,一笑置之;偏偏有一位同学当了真:“我考试得了‘优’,怎么我没被通知去马尼拉呢?”今天看来,这个“马尼拉传言”的流传,也可证明张荫桐在学生心中的魅力。

20年后,我真的去过一次马尼拉。当飞机降落在阿基诺国际机场时,回首往事,不禁哑然失笑。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题图为祝贺周谷城教授执教六十周年报告会现场,中坐着戴墨镜者为周谷城,其右手边为盛华,其左手边为谭其骧。站立发言者为作者。)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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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大学教书十二年,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社会文化概论等教学与研究,著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社会》(合著)等。报刊编辑十六年,在报刊发表各类读史论文、评论、杂感和随笔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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