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天又来了，算算日子，这已经是我住进隔离点的第7天。三个月前，也就是2019年11月，我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从老家湖北来上海打拼，却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一切都打乱了。

疫情爆发以来，我没有回过湖北，但身份证上“湖北”这两个字让我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寸步难行。我失去了住处，找不到工作，甚至一度露宿街头……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一个电话打到我手机上，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住进了这个温暖的“避风港”。

病毒席卷全国，我的家乡更是深陷于疫情中心，很多人谈湖北色变，我都能理解。在上海，还是有很多让人暖心的人和事。等隔离结束以后，拿到健康证明，我希望还能继续在这里实现未完的理想。

这是我在上海的十多天——

流浪：每个人都有个家，而我连家都没有

刚到上海的时候，我是抱着希望而来的。那是去年10月，我拖着简单的行囊来上海找工作，住在普陀区曹杨路附近的一家合租房里。未找到正式工作以前，我干过一些零工，然而疫情爆发以后，由于户籍是湖北，没有公司敢再聘用我。

我是学通信工程的，上海有不少互联网安全领域的公司，他们是我的应聘对象。1月底，疫情越来越严重，我们就开始待在出租房里不敢出门。出租房一个屋子里住了八个房客，过年有些人回老家了，剩下三个人。我本来就没打算回家，刚来上海两个月，没有闯出点名堂，我不想回去。

我的老家在湖北随州，今年29岁，单身，这种状态在老家待着难免会招来异样的眼光。前年我来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而这一次，我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稳定工作。我对未来的憧憬很好，却没想到遇上这个突如其来的疫情，我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2月5日，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合租房贴防疫封条，那天我才知道，隔壁有一家人此前路过汉口进入上海，目前已被隔离。合租房有交叉感染风险，工作人员建议我们全部搬出去。但搬去哪里？我心里没底。我匆匆收拾出一个皮箱和一个背包，因为考虑到很可能找不到房子住，我在行李中放了床单和被套。

离家以后，我拖着行李上了地铁。列车一边飞驰，我一边在脑子里不断思考：我从去年10月就一直在上海没出去过，湖北肯定是回不去的，就算千里迢迢跑回去，老家也不一定放我进去。没有健康证明，我也没办法住店和买车票……

不知不觉间，我坐到了浦东三林，下了车，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座小公园。当时天色已完，我已筋疲力竭。公园里有个亭子，我从皮箱里翻出了床单被套，在一个稍微干净的地方打起地铺。夜很冷，天上下着雨，滴滴答答地打在亭子的屋檐上。四周没有一个人，我放心地闭上眼，疲惫让我很快就入睡。

我在公园里睡了两夜，第三天早上，雨终于停了，天放晴后，一个大爷牵着宠物来公园里散步。我远远地躲着他，偷偷看他，突然间心里觉得特别无助。每个人都尚且有个家、有自己的生活，而我连家都没有……

转折：发烧了，心里却是安定的

因为露宿了两夜，我开始有些感冒咳嗽。绝望之中，我拿起快没电的手机拨通了12345的电话，向工作人员说了我前后遇到的情况，他们说会帮我联系原来出租房的街道办。

挂断电话后，我耐心地等着，不多久，真的有电话打到了我手机上，那是普陀区某街道办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让我赶紧去医院查一下。到普陀中心医院的时候，我咳嗽已经很严重，护士帮我量体温，37.6度，果然发烧了。我一下就慌了，该不会是隔壁路过汉口的那家人传染给我了吧？

当天晚上，我先后做了血液、CT检查。最后医生看了报告，对我说：“目前没有肺炎迹象，不用太担心。但你有发烧，又接触过重点地区返沪人员，还需进一步进行医学观察。”听了医生的话，我稍稍松了口气。我问医生能不能给我开点便宜点的药。医生给我开了30元的抗病毒药，临走前还送了我两盒感冒药和退烧药，叮嘱我只有在高烧不退的情况下才能吃。

走出医院的时候，隔离点的车已经停在门口，几名身穿全套防护服的医护人员走下车，他们让我戴上口罩、手套，穿上蓝色的防护衣，就上了车。车子里是消毒水刺鼻的味道，我一路恍恍惚惚，不知道车子要开往何处，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日子在等着我。

那时我还发着烧，但心里却是安定的。起码住的问题解决了，不用再流浪了。我问车上的护士，“住隔离点要钱吗？”我很担心收费，因为当时身上只剩下2000多元了。那位护士温和地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把病养好，就不要钱。”

治疗：有些暖心时刻，我一直记得

隔离点是一家普通的快捷酒店，医生领着我来到2楼的一间房间，这就是我往后14天的“家”。房间里有干净的床单被子，有洗漱用品，床头亮着一盏小灯，把房间照得暖烘烘的。我第一时间换下身上的衣服，洗干净，又洗了澡，疲惫不堪的身体稍微舒服一点。医护人员送来了晚饭，食盒里还有汤圆，原来那天正好是元宵节。

等一切安定下来以后，我又开始担心：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烧的，会不会就是那个病？我去过医院发热门诊，现在又来到隔离点，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感染了？我不敢跟家里人说，怕他们知道我被隔离了会担心。

第二天早上，工作人员送来了是米粥、粽子和鸡蛋，午饭和晚饭也都是一荤三素。每到饭点，全套防护的工作人员就会提前半小时出现在走廊里，对过道进行彻底消毒。我通过猫眼看着外面的情况，发现每个房间门口都有一张椅子，消毒完毕后，工作人员就把食盒放在椅子上。

每次开门拿食物，都不会与其他房客碰面。只听到门把手转动的声音传来，整个楼层的人一个个有序地出房间，又拿着餐食回去。房间里的人竖起耳朵，仔细辨别门外的敲门声和脚步声。出门都戴着口罩，一言不发，一切都静悄悄地进行着。在这里，我几乎没见过任何人，但在房间里能隐约听到隔壁传来的说话声。

在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下，我的病也慢慢好转。住进隔离点的第二天，我的体温回复37度，第三天，降到了36.9度。最近两天终于退烧了，维持在36.3的正常温度。终于放下心来。回想起过去那十几天就如同做梦一般。

有些暖心的时刻，我一直记得。第一次打12345，电话里，对方说会帮我解决困难，后来没想到真的有人主动联系我，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希望。第二次是在医院，当时我发着烧，心里很慌，医生对我说，只是感冒，不用太担心。第三次是在隔离点，医护人员告诉我，隔离满14天就能开出健康证明，出去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等隔离结束以后，不知道原来的房子还能不能住，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理想中的工作，一切都是未知数。很多一起来上海的老乡都当起了销售员、快递员，可我还是想在自己感兴趣的互联网行业试一试。我认识一些业内的朋友，之前总觉得拉不下面子，没有信心。可是现在，我突然感觉自己有勇气了。

口述者：方翌（化名）   整理：黄尖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