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已到吃劲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湖北武汉以外的其他地区，新增病例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说明经过前期努力，防控工作已经明显见效；另一方面，各地将纷纷迎来复工潮，人员的加速流动，给疫情防控增添了许多新的挑战和不可预见因素。对地方政府而言，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属地化的疫情防控责任机制会使得各地政府对于潜在的“输入性”病例严防死守，从而产生诸如封城、堵路、拒入、遣返等行为。大疫当前，严防死守当然是必要的，但简单地将人“拒之门外”并非防控疫情的最好办法。

不搞简单化地一关了之、一停了之

疫情发生以来，为了防止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扩散，部分地区采取了诸如封村、堵路、锁门等“硬核”举措。随着复工日期的临近，为了防止输入性的传染源，有些地方在高速路口设置哨卡，拒绝外地车辆进入；有的地方出台规定，明令在本地无自有房产的湖北、浙江、河南、安徽、江西、广东、湖南等省人员全部遣返；有的地方发布通告，凡是没有本市[含各县（市、区）、功能区]居民身份证、不动产权证的人员，一律暂缓进入；更有甚者，有的城市的居委会发出通知，所有已租住在本地的外来人员一律只出不进，即日起所有返回的外来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小区。这些“过激”的地方举措（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土办法”），给那些风尘仆仆的返工者、归家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也引发网上热议。

平心而论，当前疫情防控的形势依然非常复杂，各地政府“抗疫”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而且，由于我们对新冠肺炎的规律尚在摸索当中，在防控疫情方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各地只能依据自身实际和有限信息进行战略研判和政策选择。因此，某些地方“宁可错返，不可错放”的应对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相比于采用封城堵路等于法无据的简单手段，另外一些城市则采用了更加开放包容且精细化的治理措施，在实现防疫和复工两不误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实际上，针对部分地区“画地为牢”的做法，中央和国家各部委已经密集表态，加以叫停。1月28日，公安部召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暨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明确提出：对未经批准擅自设卡拦截、断路阻断交通等违法行为，要立即报告党委、政府，依法稳妥处置，维护正常交通秩序。2月10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下发通知，严禁未经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擅自设卡拦截、随意断路封路阻断交通的行为，打通运输梗阻，确保春耕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运输畅通。2月11日，交通部申明，严禁擅自封闭高速公路出入口，严禁阻断各省干线公路，严禁硬隔离或者挖断农村公路，严禁阻碍应急运输车辆通行。国家发改委严格制止“简单粗暴”限制企业复工复产。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做好公路交通保通保畅工作 确保人员车辆正常通行的通知》，严禁擅自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省界和国省干线公路设置疫情防控检疫点或检测站，已违法违规设置的要坚决撤销。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以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为抓手，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对偏颇和极端做法要及时纠正，不搞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以现代治理价值推动现代治理实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治理兼具工具与价值的双重属性，其显在层面是包括制度、人才与技术在内的现代治理工具，内在层面则是现代治理价值。推动现代治理实践，不能仅仅关注治理工具的现代化，更应该重视治理理念和治理价值的现代化。这是因为，现代治理工具的形成与发展，受到现代治理价值的塑造与引领；现代治理工具的功能与运行，也是为了确保现代治理价值的实现。所谓价值，本质上是主体对于重要性的选择和排序，在面对利益冲突和利益权衡的时候，价值排序和选择更能够凸显主体重视什么、为了什么。正因为如此，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疫情防控，不仅反映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习惯，也拷问领导干部的大局意识和政治担当。那么，在死守防疫责任和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上、在权衡所谓本地人和外地人不同的权益诉求上，怎样的选择体现了现代价值、怎样的治理策略可以说是现代治理呢？

首先，要考虑政策措施是否合法。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因此，现代治理措施首先要考虑是否合法。未经正当程序的堵路、封村，毫无疑问是不合法的。防疫期间采用堆石头或泥土等类似方法堵路，不仅将导致救护车进不去，急危重症患者出不来，而且有可能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依法最高可判处死刑。限制非本地户籍人员进入城市、小区或者封锁住户出入通道也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要考虑政策措施是否平等包容。平等包容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开放包容是现代城市的基本品格。不论是本地人、外地人，有无房产，有无户籍，都是城市的建设者，他们的工作权、租赁权、居住权、通行权都应当得到平等保护。防止疫情输入，防的不是人，不是地域，防的是传染源。劝返疫情重点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也主要是针对在本地没有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人，不能简单解读为对外来务工者一拒了之，或者把所有的人都视为潜在感染者。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形成了快速流动、高度融合的社会结构，有的人在一个城市拥有住房但没有户籍，有的人没有住房和户籍，但他们长期生活、就业于此，是城市建设中的一份子。

第三，要考虑政策措施是否符合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有的人提出，外地人来了，不仅增加本地医疗卫生系统的成本，也增加了本地社会治理的投入。这种做法看似维护城市利益，实际上收益很小但社会成本更大。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各行各业各类人群的聚集是确保城市生机活力的根本，把外地人拒之门外，将导致工厂复工困难、城市劳动力缺乏，进而损害城市正常运转，破坏城市繁荣的根基。封堵措施，不仅阻断了人员、物资的正常流动，从而妨碍了经济社会正常发展，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救援物资无法运转、救护车辆无法通行的严重后果。中国有3亿流动人口，这是经济发展的一支伟大力量，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流动人口，外地返程人员回到工作驻地，是为了尽快投入工作，有的甚至是为了尽早投身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中去，为打赢防疫阻击战做贡献。因此，我们在成本收益上不能算小账，而要有大局意识、系统思维。算小账看似自己占了便宜，实际上并不经济。

第四，要考虑政策措施是否科学合理。有人认为，拒入、遣返是无奈之举，非如此不能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更有甚者提出，短期内若大量病例输入，可能造成本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虽然目前全国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已经超过5万人，但八成以上报告病例发生在湖北，且相较于全国14亿总人口，感染者比例是极小的。因此，只要防控得当，一般不会出现所谓短期内大量输入病例的情况。我们需要做的是科学地阻隔疫情，而不是生硬地阻隔人员流动。实际上，只有感染者的无序流动才会增加疫情扩散的风险。因此，相比于简单粗暴地将所有外地人“拒之门外”，更加精细化的手段应当是科学识别，精准防控。比如，对所有从外地进入本地的人员，不是根据户籍或物业加以区别，而是根据体温检测和健康情况追踪进行分筛。对于健康状况正常，并无感染源接触史的人员应当放行。同时，辅之以严格的居家隔离机制和异常情况及时上报机制，就能基本上杜绝潜在的输入性感染源。有的地方为了防止居家隔离者擅自出门，就对住户强制上锁，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火灾等险情，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应当通过说服教育、技术手段、群防群治、及时跟踪等办法，达到让相关人员居家隔离的目的。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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