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如何打造“韧性城市”一直是近几年的话题。

除了公共卫生事件，上海同时还需要防范内涝、台风、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

它们往往需要规划建设初期就提前预埋设施，做好预案。防灾，城市可以预先做什么？

街头戴口罩的人。赖鑫琳 摄

从一栋“毒楼”案例讲起

2003年非典过后，有人发现，中国香港一个叫作淘大花园的小区里，有331名患者感染非典，死亡42人，可谓重灾区。

而在这个社区中，有一座“毒楼”：淘大花园E座。社区里近一半的患者都是E座居民，42名死难者中，超过一半以上都出现在这个楼。究竟是什么，让这栋楼成为“毒楼”？

研究团队发现，E座编号含8的住户有73%都患上了非典，7号有42%的住户中招，同时10层以上患病比例尤其高。这恐怕不是巧合。

原来淘大花园每栋建筑都有8条直立式污水管，收集整栋楼同一编号的污水。这条排污管，将同一编号住户的命运串联在了一起。

当时，淘大花园的首名源头病人就曾出现明显的腹泻症状，而根据当地卫生署调查显示，淘大花园约66％的患者都出现了腹泻症状，远高于其他地方的数据（6%-10%）。所以，研究人员认为，非典病毒是顺着首例病人的腹泻排入了E座的污水管。

但是病毒又怎么会经过污水管传到其他住户那里呢？有几个推测。

一个是污水管连接了马桶、洗手盆、浴缸和浴室的地台排水口，这些装置都有U形聚水器。现在大部分住户习惯用拖把，而非冲水清洗地面，U形聚水器干涸，未能发挥隔气作用。带病毒的臭气顺着污水管流入了其他居民的家中。

第二个推测，调查发现E座4楼的污水管有一道裂缝。泄漏后，含有病毒的污水被喷出了天井，在气压的作用下形成烟雾效应，数分钟内便攀升到大厦高层并向周边扩散。

此外，也有推测认为，淘大花园是一个呈“回”字形的围合式高层建筑，不利于气体扩散。

这篇研究报告发表后，一度成为业内的著名案例，影响了建筑的设计风向。一段时间内，有专业人士呼吁尽量避免建造围合式的高层住宅。

而它带来的另一个提醒是，大城市中遍布的各种社区楼房，内部管道得到良好的养护了吗？有没有严格的管理和监督？

凡此种种，也和近年来的一个流行概念相关：健康建筑。

中南大学教授邓启红是该领域的研究者。如今，“绿色建筑”“生态建筑”已为人熟知，但是“节能”未必代表“健康”。

比如说中央空调，非典疫情的调查已经表明，病毒可以通过某些中央空调，在整栋楼之间传播。

“现代人生命中90%的时间都在室内，室内空气如何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邓启红说。

说起来简单，但并不容易做到。且不说防范病毒，即便平时，很多人对于空气污染也感受不到，不知不觉就处在低浓度长时间的暴露中。比如，晚上睡觉时，空气并不好，但大家普遍关注度不够。

对健康建筑来说，新风系统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手段，它可以及时排出污染的空气，让人呼吸到新鲜健康的空气。新风系统的过滤装置，可以通过带电等方法，对微生物进行灭活。只是带电装置容易产生臭氧，臭氧对人身体不好，如何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目前仍在研究中。

而这次疫情，也让这个新话题进入公众视野：

未来的建筑标准，是否需要与时俱进，指标定得更高些？

关于排污管道维护保养、空气质量、气体动力学等，这些内容是否需要纳入法定标准，或抬高已有标准，让建筑朝关注人的身心健康方向着力？

一个15分钟社区

同济大学教授徐磊青参与了上海众多社区更新，以及“街道设计导则”“15分钟社区生活圈”等编制。他对社区感触颇深。

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扮演的角色之重不言而喻。

新华社 图

家政人员陆续返沪 居委干部上门登记。蒋迪雯摄

这次疫情中，上门告知、买菜送饭、定期消毒、喇叭呼喊等，上海社区的基层动员能力和作用越发凸显。提高社区的防灾减灾能力，恰恰是提高城市整体防灾减灾能力的关键。

“我的思考是，能否把原有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纳入防灾防疫系统。”徐磊青说。

自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构建15分钟生活圈”的要求后，以社区为单位，一大批公共服务设施开始布点。

但是生活圈是从居民日常角度出发的，比如一个社区是否宜居、宜行、宜商、宜游、宜养，居民步行几分钟内有文化设施，几分钟内有医疗设施，几分钟内有健身体育设施等。

那么，是否可以利用现有的设施、空间，把它们整合进城市应急防灾防疫系统里呢？徐磊青提出了一些思考：

首先是避难与收容。大量留观人员、避难人员或无处可去的人，需要收容场地。以各社区为单位分散安置，远比在城市里找一个特大型集中设施好办得多。

一般而言，学校、体育馆、图书馆等比较适宜，它们有较大空间，有成熟的饮水设施、公厕等，而且本就在15分钟生活圈内，可以快速征用。这也是应对地震、台风、洪涝时的通常做法。

但是对防疫来说，人群不宜聚集。15分钟内的社区医院能否承担这个功能呢？如果能，前期的分级诊疗、预检等，病人最初一步，就没必要专门挤到三甲医院，这样既可以减少三甲医院压力，也能减少交通中的交叉感染风险。让问题在15分钟社区内得到缓解。

在病人较多且护理等级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征用社区综合体、党建中心、各级睦邻中心，把它们临时改建为护理所、隔离所。

疫情发展到现阶段，已有不少城市陆续征用酒店、学校、体育馆作为隔离或留观场所，社区医院分担一部分职能。有人把这些举措作为临时的“奇思妙想”在网上提出。

其实这些设施本就可以提前做进防疫防灾规划和预案，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有条不紊的安排。

“比如近几年，上海新建或更新了诸多邻里中心，能否在建造时就做些预埋，空间上考虑一些救助点，一旦灾害发生，可快速升级改造。”徐磊青说。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中，应急救灾的内容比较少。上海未来的微更新不妨率先尝试起来。

当然，社区的医疗资源不可能按照传染病医院的标准来打造。它究竟能做什么，又做不了什么呢？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正涛长期从事医院类建筑的设计，他介绍，医院建筑必须具备诸多条件，避免污染物对周边居民的干扰。

首先是污水处理。医院排出的污水，必须经由污水处理池过滤，才能排入公共污水管道。处理工序有好几道，有的专门处理细菌病毒，有的处理重金属污染等。而这样一个污水处理池一般埋在地下，并与市政管网连接，需要造房子的时候就预先建好。

从实践来看，如果社区医疗点只是按照“商业办公类”标准建的，那么临时承担医院功能，尤其有污染排放可能时，就需要重新评估了。这也提醒我们，社区规划能否提前在空间上留有余地，体现城市的“韧性”。

其次是空气处理。医院排出的一部分空气带有细菌病毒，需要空气处理机，它可以后期改造安装。上海对医院的建造管理很严。根据医院与附近居民距离远近，不同规模、不同级别和不同性质的医院，气体出风口都有不同的规定。

“但需要担心的是，后期运营和使用会不会出现偏差。”李正涛说。比如，本来空气处理设备按照普通医院体量配备，如果临时变成传染病医院，那么有害气体排放量超标怎么办？

第三，人的出入流线管理。传染病医院有严格的流线，分为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医生和病人不能碰面，不能走同一条走道，送饭送药通过密封窗口。

空间临时分隔不难，但是使用效率会降低。一个1000床的综合医院病房楼，改造成传染病病房楼后，可能只有700床。

第四，疫情中被频频提及的负压病房。负压的作用是，好比有一台排风机，不断把病房里的“坏空气”抽走，让“好空气”进来。

技术不难，排风设备可临时安装，但前提是房间的门窗密闭性要好。如果密闭性不好，门窗必须拆了重装。所以，小医院门窗密闭性的标准是否需要提高，以备未来的升级可能呢？

“一旦面对突发事件，资源的改建、扩建，更多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思维，以及提前的规划设计、预留空间、预埋管道等是否做到位的问题。”李正涛说。而这些，恰恰是城市的“韧性”所在。

一座城市的防灾规划

东京的地下空间利用，一直给许多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新宿，地下空间十分发达，往下挖至3层，商场几乎一大半在地下，仿若一个繁荣的地下都市，且商场出入口直接与地铁站连接，各种道路指示一目了然，十分方便。

如果有突发事件，比如忽然停电，地下空间一片漆黑时，30秒之内，所有照明系统、通道指示系统都会亮起来，供人们看清楚逃生路线，及时撤离。

日本修建紧急避险设施。新华社 图

新宿在地下特别设置了专门防火的隔离层、水幕等，每隔一段距离都有相应的防灾设备。

对人口密度极高的特大城市来说，地下空间深度利用恐怕成为大势所趋，而它们的防灾规划显得尤为重要。

同济大学教授戴慎志一直参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安全防灾、上海市避难场所规划、海绵城市规划等编制研究，他认为每座城市各有自己的情况和特征，国际案例值得借鉴之处并不多，还得靠我们城市自己脚踏实地摸索。

首先，按照防灾规划，上海每个区域都布下了一级避难点，二级避难点若干。二级避难场所往往是各类学校建筑和场地、公园、广场、社区内空地、大空间的公共设施等，它们的安全防护建设如何，必须要有具体举措。

但上海的难处是，用地十分紧张。在已有的城市空间上，从哪里再找空间建造防护设施，答案似乎指向一个：往地下找。

戴慎志参与完成的上海海绵城市规划，主要解决内涝排水等问题，大致理念是这样：

上海地下水位高，能吸水的土层薄，一下雨更是无处可吸。

2015年，短时暴雨造成福泉路一度积水严重。殷立勤摄

发生大暴雨、内涝时，利用社区内空地、广场、绿地、停车库，在这些设施的下面，再建雨水蓄水池，以此调节内涝。如果条件允许，地下蓄水池之间最好可以彼此连通，形成一个地下活水网络，效果会更加显著。

如此，既美化地面环境，丰富活动场所，又减少堵塞地面的消防通道，避免暴雨时的内涝，并有助于形成可靠可控的上海城区饮用水水源补充。

海绵城市规划出台之后，上海已有十几个微更新案例。

静安区把一些路段车行道翻挖新建、雨水连管翻排、铺设透水砖；徐汇区云锦路跑道公园改造利用下凹式绿地……凡此种种探索才刚刚开始，距离一个系统工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戴慎志提醒说，地下空间的利用，尤其需要考虑安全，比如地铁系统的安全防卫需重点关注。

2005年，受台风“麦莎”影响，地铁一号线部分车站进水跳闸。张海峰摄

地铁站出入口的疏散、防水抗涝能力如何，地铁内部怎样迅速排除和阻隔有毒气体，消防设施如何合理配置，怎样确保发生突发事件时大流量人员的疏散，怎样避免暴雨时地铁进水，保障地铁系统安全等，值得反复推敲、细化和演练。

2019年，台风“利奇马”登陆上海前，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地下30米检查电缆洞孔。海沙尔 摄

从更长远的角度说，地下空间规划与建设，遵循“平战结合、平灾结合”的原则。

不仅要确保自身的供电、照明、通风、防水功能完备可靠，还得兼顾出入口阻挡核辐射和防空的功能，如此，城市地下空间才能成为市民的应急避难所。

每一座特大城市，面临的灾害种类和风险系数各不相同，需要因地制宜，制定自己完整的防灾系统。

历史上，伦敦的“霍乱地图”，促使伦敦进行了下水道改造，建成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新加坡的“寨卡地图”，监控病毒传播的时空数据，提出了“病媒控制计划”系统。

而这一次“小汤山”模式被多个城市启用，一个至关重要的启发是———大城市，必须留有战略性储备用地、空地。

如今，特大城市寸土寸金，许多人巴不得把地用足、用光。“提前预留储备用地、战略空地，最好写进城市整体规划中”这个观点，几乎被所有采访对象共同提及。

一座城市，有大规模资源聚集、高密度人口流动、系统性建设工程，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高风险社会”。未来，城市面临各种灾害风险，小心翼翼，谨慎再谨慎都不为过。

而上海可以为中国城市摸索出一个“韧性城市”的样板，这也是精细化管理的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