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一台最冷的“春晚”：穿露肩礼服的主持人，一回到后台就赶忙裹紧羽绒服，搓手哈气；赤脚的小演员在台上站得笔直，下台时马上蜷起脚趾，像小鸭子一样弓脚快走；就连座位上观众也哆哆嗦嗦，裹紧了衣服。

可这台“春晚”的热度又着实不低：红彤彤的舞龙舞狮队伍，从会场两边穿过观众席，跑上舞台，欢呼声浪阵阵；白发奶奶长长的麻花辫一丝不苟，在台下和老姐妹说说笑笑；座位不够，很多观众站在走道上和礼堂后方。

这台“春晚”吵吵闹闹的，县领导在台上发言时，台下的娃娃哇哇大哭，人们声量丝毫不减；这台“春晚”也亲亲近近的，因为台上表演的，就是观众们的三姑四婶、邻家好友。

浙江省庆元县月山村，中国最早办春晚的地方，村民自编自导自演春晚到今年已经整40年，比央视春晚还早2年。

他们把生活中的小事编成小品，把田间地头的劳作变成农活秀，网友称之为“最牛山寨春晚”。而舞台上演绎的，不仅是精心编排的节目，更是原汁原味的生活。

这台春晚里，有属于一个村子的集体记忆。

年味盛放

腊月23小年夜，春晚鸣锤开演。

60岁的吴立成忙得团团转，今年他要参演4个节目，春晚前一夜，为了小品《忖忖乌卖蛋》的排练，他只睡了四个小时。

忖忖乌是每年都会上演的保留剧，这是个能言善辩、诙谐幽默的民间传奇人物，可以说是庆元版的阿凡提，吴立成压力不小。直到忖忖乌帮祖孙俩从无良商人手中讨回鸡蛋，商人受到惩罚、窘态毕现，台下观众大声喝彩时，他才松了口气。其他合唱与演奏节目对他而言都手到擒来。

手巧的吴立成在生活中也是个忖忖乌式的人物，家里的木质房子是他一块块粘上去的。早年间道具缺乏的时候，二胡他也自己做，还用材质不同的碗当琴键，敲击出乐曲伴奏，锅盖、铁盆和塑料桶也被制成架子鼓，农乐合奏“十二月坊”中的乐器很多出自他手，就连春晚舞台的布景，他也负责十五年了。

▲吴立成（左）夫妇开了一家民宿，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名为“成仙居”，房子的每块木头都是他亲手粘合的。

女儿丹妹笑说“我爸有才，我妈也有才。”妈妈是裁缝出身，为春晚做过很多服装，早些年网购不方便，很多演出服都得手工制作，舞台上走秀的肚兜、采茶舞的小褂，都是她设计完成的。以前的舞台背景只有一块布，还需要大家一起在上面绘或绣上图案，特殊年份有特别心思，比如2008年奥运会，就专门制作了五环道具。

月亮是台上最常用的意象。月山村后有一片毛竹林，形如半月，月山村如半月依傍着竹林，村前举溪奔流环绕，村子山环水抱。“半月烟居半月山，松篁荫翳抱东环”，便是月山村名的由来。

对吴邵武而言，时隔多年再次踏上月山春晚的舞台，有些紧张又有些激动，他已经有年头没有上过台了，今年是月山春晚40周年庆，他和老伙计们作为前辈被请回来表演。《我的祖国》由六位老人唱出来，多了岁月的味道。

在他们眼里，月山春晚的时间更久，只不过当时生活艰苦，大家以此为常，并没有那么强的仪式感。他在月山村的举水乡中心小学教书22年，1967年毕业刚来时，村民就有过年表演的传统，小伙子吴邵武自动被当做了文艺骨干，“我风琴弹得不好，要看着简谱来。”

《智取威虎山》也是经常表演的节目，吴邵武这些年轻人扮演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刚，他掰着指头算：“当年演杨子荣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了，座山雕也去世了，我都70多岁了。”

▲月山春晚展览馆，在2020年1月17日，小年当天开馆，这些展出的老物件都是大家捐赠的，最右边蓝色的电子琴就是吴邵武的，他还捐出了自己的手风琴。

把这些在举水乡教过书的老师们，集中起来排节目不容易，大家早已天各一方，好容易聚起了几个人，上台时有人走调，有人破音。“多年没唱了，只排了两个晚上，个把小时，我们还是缺少训练”，吴邵武对表现不太满意，春晚负责人吴美妫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乡村春晚，又不是要明星，要的就是本色。”

从最初的自娱自乐默默无闻，到成为地方性文化品牌，正是因为这乡土本色，才更为珍贵。月山村走过的路，月山人对年的记忆，都由它记载。

从农历小年这一天起，村里开始过年，按惯例要打扫屋子、祭灶、贴对联，除了别样的春晚，百家宴也是一场盛会。

▲春晚开始前，参演舞蹈《镜花水月》的演员们在等着吃百家宴。

过去，在家门口团聚而坐，你家端一份红糖豆粉麻糍，我家来一盘手工黄粿，这种没有任何雕饰的“聚餐”，就着浓香的米汤，有一股“街坊味”。

而现在，百家宴则更多成为了展示民俗的窗口。逢源街上，路口的几家人一排开石臼，游客就聚集了起来，蒸熟的粳米被反复捅、翻、捣，半个多小时后融成绵团状，做成当地最富特色的吃食黄粿。

清炒田螺、红烧土鸡、本地野菜、豌豆麻糍……随着一道道农家菜端上桌，百家宴热闹开席。

300多米长的街宴，一字排开84张圆桌，近千名远道而来的游客，给平日宁静的月山村添了些拥挤的年味儿。

山妞的火把

和月山人聊月山村，聊春晚，总是绕不开山妞。

山妞，名叫吴艳霞，40岁的她曾是月山村主任，月山春晚的名声就是她叫响的。她说自己“永远是月山村的土姑娘”。

十多年前，一千多块钱办场春晚，村民们就可以玩得很开心。而山妞在北京读书时认识的那些当老板的同学们，开一次生日派对或者搞一次简单的聚会，就会花几千上万元钱，“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快乐，却没有像我们月山村民这种很简单、很简陋的活动来得开心。”

她自告奋勇，为月山春晚想了些新点子。“我当时就知道，过程一定很艰辛，面前一定会有难关，甚至我都能嗅到那股气息”，有的长辈不认同年轻人们的想法，并不愿意配合。可2000年时，她主导的那场篝火晚会却在日后为大家津津乐道。

于是，月山的年轻人们慢慢自发形成了志愿者团队“月山芽儿”，这些新芽儿，专门负责春晚的组织和创新。

在山妞眼里，这台有年头的晚会，是月山村千年文化的集中绽放。这场凝聚了全村人的智慧和力量的春晚，应当也值得被更多人看到，“通过月山村晚，让月山走出大山，带动村里发展”成了她心里的一个小火苗。

有了这个想法，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芽儿们，山妞乐此不疲，原本在外工作的她干脆留在家里不走了。

▲山妞和儿子在月山村的娘家，小家伙前一晚也参加了春晚。

排练时，创新再创新成了她的口头禅，不停地给大伙儿念叨，她是直性子，为一个好节目能磨破嘴皮；有时熬夜到很晚，不断搜索资料，就为写一句好串词；为了舞台效果，还自己出钱买服装道具。

大会堂是70年代建的，窗户的骨架是破木头栏杆，玻璃都没有完整的，舞台上连话筒都没有，演出就更别说伴奏了，就连追光也是人工用手电筒打的。

站在礼堂里，她的梦想有了清晰的轮廓，要从改变这些具体的物什开始。“如果我用媒体把晚会炒热了，就会引起重视，外界认识了我们，就能带来资源。”

于是，她开始挨份报纸打电话，最后拨通了钱江晚报记者裴建林的电话。

看到春晚开始前，老少村民三三两两，提着自家的凳子进来围坐聊天，嗑着瓜子等演出开始，像到邻家串门一样放松。扁担、箩筐、蓑衣，纺线机都被搬到了舞台上。裴建林很激动，在手记里描述“其实他们说的台词我都听不清楚，但看得出，村里人非常开心，他们欢笑着拍手叫好。”

记者用了3个整版来介绍这台中国最原生态、最乡村、最基层的春晚，标题就叫“中国式过年之文化样本——月山村春晚”。

报道之后，如山妞所愿，月山火了，外界的关注如期抵达，像她相信的那样，“总有一天，月山人会沉浸在红色的喜悦当中。”

采访曝光多了，村里人跃跃欲试地开起农家乐，随着路通，生意好了起来。庆元汽车站门口，开三轮的大爷慢悠悠地兜着，音响里“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的声音震天，有点土酷地停在马路对面，让人觉得好像上了车，就能抵达浪漫的地方。

山妞始终觉得，农民最擅长的还是种水果和蔬菜，她想和乡亲们一起努力，通过种地过上好日子。于是，她成立了“山妞”果蔬专业合作社，主打原生态和有机化，虽然一开始很难说服农民用她的科学方法来种菜，但慢慢看到效果后，加入的村民多了起来。

她知道橘子怎样可以变得很漂亮，但为了保证原生态口感，有一个环节她故意不打药，也为农民省下时间和成本，橘子上细小的芝麻斑点反而成了标志。它们被叫做“丑橘”，却更香甜。

芽儿的烦恼

村里三个小孩子跑进房间，背着手问山妞声乐学习的具体时间，前一夜春晚的眼线都还没卸干净。

山妞从芽儿成为了树干，而月山这棵大树上的新芽儿们也在不断成长着。

杨雅晴今年21岁，是音乐专业大三的学生，她们这个年龄段的芽儿们都是姑娘，就自己建了“月山嫦娥群”。

红毛线绳扎着两个小辫，背着竹篓唱溜溜的她，把《我是山里小歌手》唱了很多遍。那时，新年衣服就是最好的演出服，说穿红色，娃娃们就红得各式各样，姿势也七七八八，不像现在的服装都是在网上统一采购的。

▲杨雅晴（左二）和小时候的伙伴们在村子里。（杨雅晴供图）

在她印象里，自己小时候也不是那么会跳舞唱歌的，因为春晚才发现了自己的专长，家在礼堂门口，小小的她经常端着饭碗，穿着拖鞋就进去排练了。“如果没有这台晚会，我不会接触到唱歌和表演，也就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天分，是月山春晚让我培养起了对艺术的兴趣。”

一代代月山芽儿们选择的工作和专业，大都和艺术有关联，声乐、编导、舞蹈等等,不止一位芽儿说过，“没有月山春晚的影响，没有这个舞台给我们的自信，怎么可能选择艺术？”

看着台下村民自带的小凳被白色塑料凳、木凳、连排座椅取代，窗户也装严实了，舞台灯光更是不断专业，杨雅晴说：“我对这个舞台感情很深，我亲眼见证了它怎么变成现在这样。”

春晚出名后，小年大年各演一场，好一点的节目，基本上留在小年夜的媒体场，正月初一场是村里自己的晚会，外出的人们都回来了，图个开心热闹，想参与的村民基本都可以上台，村里人看重这台晚会，老年人的参与率很高。

可春晚的关注度在下降，从到场的媒体数可见一斑。

杨雅晴他们也讨论过，年轻人的节目越来越少是个讯号，“前几年，当年很流行的甩葱舞、Nobody这些我们全部都有，今年就没有很年轻的节目。”

她认为就是因为少了中坚力量，“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和巅峰时影响力相差很多，现在要么是老的，要么是小的，中间已经有了断层。”

▲1月17日春晚开场前，候场的小演员，因为节目是《中华孝道》，她穿着传统的服饰。

山妞也明白，春晚从来都是年轻人在玩，自己的姑姑和叔叔年轻时的表演更单纯，“一群人拿个破录音机唱歌跳舞就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后来叔叔辈到外地去工作了，春晚被交给下一代年轻人。

接力棒一般都会交到大学生手中，可现在这棒要交接，困难不小，传棒这头面对家庭和工作的压力，接棒那头则有学业和择业的困扰，时代在变，孩子们大多搬家去了城镇，离开了交通实在不便的月山，新生力量不如原来多了。

虽然想把这场晚会做好很难，除了要付出很多精力，还需要很多人的配合，但好在“我们大家是一个队伍，而且知名度在，要提高关注度，就要拿出好的东西来，否则报道出去也会砸自己的招牌”，杨雅晴顿了顿接着说：“我们现在在沉淀，等着爆发。”

专属记忆

“当大雪无声地落到山涧，月山村的候鸟也落脚了，憋了一年的思乡之情，注入了一个神圣的仪式，那是一个特殊的舞台，矜持、虚伪、算计被抛弃，留下的是善良、团结、热情。”

这是裴建林写给月山的心里话，起名《一个村的集体记忆》。

那月，那山，那台戏的雏形从1981年的春节开始，几个村民聚在一起，敲锣鼓，拉弦琴，唱民歌。

▲1981年春节，文艺骨干提前张贴节目征集通知，面向全村招募节目，向公社借用音响等设备，大年初一大家聚在一起过节。自此，由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月山春晚正式成形，图为村民们在举水学校操场上表演。（资料图） 

演员里岁数大的有九十多岁，小的三四岁；不少在外打工或上学的村民，回家还没几天，也都准备好了节目登台表演。

《农活秀》现在是月山春晚最经典的节目，是山妞和丹妹这一批月山芽儿们，把日常的生产生活场景编排到了舞台之上：从犁地、打草鞋这些老农活儿到种香菇、摘茶叶的新农活，记录了田里的变化。

除了箩筐、米筛、竹笼这些农具，他们砍根毛竹、挑担菌子、扎把稻草都能当道具，甚至鸡、狗也一起上了台。穿上棕衣、戴好斗笠，田里的活计要赤脚打理；系好围裙、筛好大米，磨浆的工序一步也不能马虎；田里提来的大南瓜，捧着的大青菜，都是一年辛劳的慰藉。

▲1月17日的最后一个节目《农活秀》，后台演员们手里的蔬菜上还带着泥巴。

百岁老人吴达荣曾是月山春晚最年长的演员，每年春节他都要在农活秀中编草鞋，还要上台用方言唱《东方红》，这首歌唱了又一年，“喝水不忘掘井人”的叮嘱也到了今天，他用歌声让全村的晚辈记住，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老人去世前把儿子叫到床前，告诉儿子要继承自己在舞台上的角色，把月山的歌一直唱下去。

这首歌，早已唱进了月山人心里。这台春晚最让人感动的，就是那份大家族在一起的温情，大家不是在表演，只是在展示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快乐。

吴语墨是今年的主持人之一，今年9岁的她已经当了3年主持人了，4岁就第一次登台，那时她唱的是歌曲《三只小熊》，而她的爸爸妈妈也都曾站在月山春晚的主持位上。

一心扑在春晚上多年的山妞，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两岁多的小儿子今年和吴立成爷爷们一起表演了农乐合奏，山妞的爸爸也是文艺爱好者，今年登台演出的是最拿手的黄梅戏。

吴立成家的照片墙里，家庭记忆和春晚记忆交融，吴立成夫妻每年都会参演几个节目，女儿丹丹和丹妹在幼儿园时上台时，她们自己的小姨就是主持人，现在家里的下一辈又上台表演了。

“苍凉的二胡声勾起了一个村的悠悠历史，也告诉台下的年轻人，月山村是你的根，这里是你的家园和责任。一个村的传统，正以具象的方式被继承，并慢慢发酵，沉淀进每个人的心底。”裴建林的诗这样结尾。

这个舞台，这一个个沾着泥土味儿的节目，正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家乡的根深深植入每个人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