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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看李子柒现象:“田园中国”主要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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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夏斌 2019-12-20 06:16
摘要: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空间的社会,这使得在中国不仅可以“做梦”,而且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洋洋洒洒的一场大雪,让清华园古意盎然。

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的思绪,也刚刚从历史中抽脱出来:“要产生一些思想、一种观点,还需扎扎实实地以历史为师。”

张国刚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一方面,他系统梳理传统历史文化资源,既让历史写作变得可爱,也让大众读本不流于肤浅;

另一方面,他一如既往地对中西文化交流报以高度热情,从近日成为话题的李子柒谈起,逐一论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航道与未来方向。

「“理不足”“气不壮”,和我们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大关系」

上观新闻:近日,李子柒成了文化交流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您看过李子柒的作品么?

张国刚:我看过相关的新闻。听说她在海外视频网站上有700多万粉丝,影响力很大。这一开始挺让我吃惊的,后来觉得也不奇怪。就像出书一样,学术书印通常印几千册,面对大众的书可以印个十几万册,因为有很多人愿意看。

李子柒是一个文化现象。它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精粹和俚俗的关系,一个是文化交流和舆论宣传的方式。

人类文明史上,早期的艺术品都非常精粹,因为它是为少数人所欣赏、为少数人而做的,不存在刻意迎合普罗大众的问题,所以能够精益求精。现代化以来,在商业和市场的推动下,越是通俗的越能受到欢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文明发展的成果,因而就涉及一个改进文化交流、文明互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在更宽阔的国际视野里,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种“理不足”“气不壮”的感觉。这和我们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大关系。

仅就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而言,我觉得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群众路线。要注意群众观点,要采用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保持弹性和生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子柒的成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上观新闻:李子柒的视频中展示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为何能引发国外网友的共鸣?

张国刚:“田园中国”主要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中。“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你看,孟浩然的诗,或是陶渊明、苏轼的作品,就艺术化地展现了田园之美。

传统田园生活,总是洋溢着一种自在性,这跟中国文化有契合之处。古代中国大体是一个有空间的社会,政治上有上升通道,经济上有流动,文化上多元。而这个空间,在古代西方是很窄的。马克思称其为“硬化了的地产结构,凝固化了的政治结构”,土地不能买卖,政治上有世袭制、等级制,等等。

正因为如此,西方进入文艺复兴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人的自由,而中国人是有空间的,所以更多地讲集体意识、群体意识,强调共同利益,不仅讲“利”还讲“义”、讲“权”也讲“仁”。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探索为诸多共同命题注入更加丰富的意蕴。

「古代丝路的意义之所以重大,不是说它有多么大的规模」

上观新闻:说到文化交流,不少人习惯讲“中西交流”。历史上,中国人是如何一步步认识“西方”的?

张国刚:“西”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里,不光是个地理方位,也是一个文明特征,甚至是一个政治文化概念。当年张骞通西域,那个“西”在哪儿?在今天的中亚,包括新疆地区;唐僧西行,那个“西”在南亚、印度;郑和下西洋,到了西亚、北非和东非;后来西学东渐,蒋梦麟写过一本书叫《西潮》,讲的就是近代中国吸收欧美文化的事情。

前不久,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它的上卷叫“从张骞到郑和”,下卷是“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就反映了国人对“西”的认识是不断深化拓展的。    

上观新闻:在古代东西方交往中,丝绸之路被公认为发挥着主干道的作用。但也有人提出,古代丝路的作用是不是有所夸大? 

张国刚: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溯人类文明的不同模式。

人类的文明就像流动的河流,源头的不同、河谷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景观。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伏尔加河中下游、第聂伯河中下游的高加索地区,一群人开始四处迁徙,逐渐形成了三种模式:一个是南亚模式,一个是南欧模式,一个是西欧北欧模式。

从南亚次大陆到不列颠岛,可以说是同一个印欧种族、同一种印欧语言,并经历或分享共同的战争、宗教等联系。相较之下,中国是一个“他者”。西方殖民扩张之前,中国文明长期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由于地理环境相对独立,三代、秦、汉、唐、宋、元、明、清王朝不断更迭,尽管中间有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在内地建立政权,但最后都融合在中国主体文明中。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王朝危机、政治危机,但从来没有发生过文明危机,中国文明的自信、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与此有很大关系。

在两大区域或者说文明之间,地理上是有断层的。南亚、西亚、北非和地中海,是互相连着一片的。它们跟中国之间,隔绝着沙漠和大海。这个断层主要靠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

所以我们讲,古代丝路的意义之所以重大,不是说它有多么大的规模,而关键在于两种独特的文明是用这两根线连接起来的。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

上观新闻:在古代丝路上,您看到了怎样的“西学东渐”和“东风西渐”?

张国刚:“西学东渐”其实古已有之,但张骞通西域之后,官方更加积极,通道更加顺畅。

一般来说,文明交流总是先从物质层面开始的。比如,小麦就是从西边传过来的,青铜冶炼也是由外传入的,但在中国变得更高级了。

文明的交流,就是这样的互通有无、集成创新。战国时候,当其他国家还在用青铜厮杀的时候,秦朝人却拿青铜、铁器来做生产工具,而且免费发给老百姓使用。秦朝的强大,跟这种创举有很大关系。我甚至觉得,秦兵马俑的雕塑跟希腊罗马的雕塑有相似之处,三星堆文明也明显受到西亚的影响。

说到“由东往西”,传统时期大家讲得最多的是四大发明。但除此之外,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历史上可能更受关注。它们既是商品又是货币,是古代丝路上的“硬通货”。

到了公元1500年以后,大量中国文献被陆续译往西方。这跟马可·波罗游记不一样,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刻。

当时,欧洲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探索“上帝的语言”。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跟上帝谈话,用什么语言?一开始,欧洲人觉得上帝说的是希伯来语或古埃及语。等到明代梅膺祚创作的《字汇》等字书经过西方学者的翻译、研究后,中文逐渐引起欧洲人的注意。他们试图从中印证《圣经》的记载,找出语言的普遍规律。例如,汉字的“婪”,林字下面一个女,就是暗喻夏娃在树下偷吃苹果;“船”字,舟旁边是八口人,诺亚方舟里一家也是8个人。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汉字的偏旁部首很有规律,跟液体相关的水字边,跟木头相关的木字边,跟金属相关的金字边,跟植物相关的草字头,因此很可能就是“初民语言”。所以,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上观新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文化误读。

张国刚:中国有个成语叫“郢书燕说”,讲的是在解释文章时曲解了原意,但有时可能也表达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

但误读有时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在不同文化相遇之时,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现自己,同时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触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试图透过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试图把对方收入自己麾下。这个打量的“眼光”包含着自家的视角、自家的价值、自家的需求,“相对论”者和“不可知论”者都在这里找到了驰骋思想的话题。所以说,文化误读也是文化创新。

「这种包容、自信,归根结底跟实力的强大有关系」

上观新闻:唐朝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频繁的一个时期。您长期专研唐史,唐朝的开放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张国刚:确实,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中外文明交光互影、双向交流表现得最为热络。

其中,西域方面的交流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北朝时期中西交流的进一步提升和扩展。入华粟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深入地融化于华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商业纠纷,胡人识宝的唐代传奇小说,唐三彩深目高鼻的胡人商旅团队陶俑,都透露出“华夷一家”的社会氛围。公元8世纪末期,唐朝派出官方使节杨良瑶出使大食(阿拉伯国家),填补了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官方往来的一段空白。唐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深深打上了胡汉文化交流、内地与西域文明交光互影的历史烙印。

上观新闻:唐朝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张国刚:东汉时期,儒家已经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到了宋朝,儒家还有能力转化佛教,儒释道合流。唐朝很有意思,虽然留下的著作还是以儒家为主,但实际上社会是多元的,儒释道可以互相辩论,后来甚至成为一种仪式、一个重大的活动。

为什么唐朝这么有气魄?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华夷之辨”的情绪没那么重,而主要提倡和践行“胡汉一家”。当然,这跟唐朝统治者的出身很有关系。唐朝的建立者出自北朝,且很多有胡人的血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妻子长孙皇后都是胡人。所以,统治集团内部不觉得“胡”非我族类,也乐于被称为“天可汗”。一直到安史之乱,历代的唐天子都是公认的“天可汗”。

在“胡汉一家”、多元包容的情况下,唐朝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整理总结并创设了大量制度,如《大唐开元礼》《大唐六典》等。唐朝还开启了科举取士制度,但它并不完善,宋朝以后就越来越严密了。

上观新闻:唐朝为何能吸收文化,又输出文化?

张国刚:从大的方面来看,唐朝真正构建出了一个东亚文化圈。包括儒学、佛教、中国的文字和书籍,都输出到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那个时候,唐朝甚至专门给朝鲜、日本、越南的文人设置考试科目———宾贡科。到唐朝来读书,就跟现在去美国留学一样。有个叫崔致远的朝鲜人,他父亲跟他讲,你到唐朝去学习,一定要考个进士回来,考不上就不是我的好儿子。后来,崔致远在中国考上了进士,还在唐朝为官多年,之后再回到朝鲜,被誉为“东国儒宗”。

可以说,唐朝是当时东亚地区的秩序维护者。既然是维护者,就一定要有包容的心态。总是想着自我封闭,怎能令人信服?

这种包容、自信,归根结底跟实力的强大有关系。杜甫感慨:“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经济发展,人民富庶,社会安定,是唐人自信的基础。

「中国文明一脉相传且富有生命力的三个秘诀」

上观新闻今年是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您曾在杂志上连续六年开设《资治通鉴》讲座,您的“《资治通鉴》导读”也是清华大学人文核心课程。这样一部专门写给帝王的书,为何在今天还值得研读?

张国刚: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资治通鉴》就体现了儒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力求“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这本书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君主的才能、素质和品行,对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二是强调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用人,并提出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用好人才的思想。

司马光说:“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它们的一个共同交集就是“用人”。用人首先要知人。如果根据毁誉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考核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干部,则会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只有出于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来判断,才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司马光的人才选拔观,对于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资治通鉴》本意是写给皇帝看的,但不是说只给皇帝一个人看。历史中有通向未来的东西。王夫之讲,读通鉴的意义就是“自淑,诲人,知道而乐”。对普通人来说,“自淑”就是提升自己的知识、格局、境界;“诲人”就是与人分享自己的阅读经验;掌握为人之道、处世之道、领导之道和用人之道后,就会感觉愉悦。

上观新闻:透过历代得失,是否可以看到中国文明一脉相传且富有生命力的秘诀?

张国刚:我认为秘诀有三:

第一,中国地理空间的相对封闭性和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勇敢拼搏精神,保持了中华文化的源源不绝;

第二,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空间的社会,这使得在中国不仅是可以“做梦”的,而且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中国没有“一神崇拜”的传统,所以能够确保多元性。

上观新闻:今天,面对依然相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该如何树立文化自信,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张国刚我曾把中国历史的航向比喻为“文化的长江”,这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说明自己。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中游武汉,下游南京,每一个节点上都汇聚众多支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把诸子百家融一炉,构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基本框架。这是中华文化的“重庆节点”。

到了武汉,长江的水不光有重庆流下的,还有汉江的水,它有新的源头。宋明理学融合了儒释道,不光是传承了汉朝儒学,而且升华了汉朝儒学。怎么升华呢?当时的印度佛教,就类似于我们今天面临的西方新文化。宋朝既要传承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也要通过吸纳异域文化资源来进一步壮大自己。

南京是下游节点,汇聚了更多的江河湖水。从历史文化资源的角度来看,它是近现代转型的重要城市,也是红色文化、“蓝色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对接点。在历史浪潮的推动下,融合汇聚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过了南京就是上海,上海直面大海。这个大海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天地。



『历史研究不应依靠“二次消化”』

上世纪80年代起,张国刚曾多次赴欧洲和日本游学、讲学。在汉堡大学、剑桥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特里尔大学、早稻田大学,他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同样是做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海外学者的涉及面比较广,且并非“就中国论中国”,而是更多地从全球化背景入手,勇于提出独创性观点。这给张国刚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同时,欧洲和日本汉学家把中文典籍翻成本国文字,一字一句地推敲,也让他印象深刻:“在翻译过程中,往往能够发现遗漏的信息。例如,唐代有个募兵现象。它在《旧唐书》中叫‘兵募’,在《新唐书》里就简单写成‘兵’。这种细节的差别,一般人看看就过去了。但是,文史研究就像绣花针,没有细致的发掘功夫,很难推陈出新。”

因此,张国刚要求自己的学生,读古书时要原原本本、认认真真地读,要抄卡片,而不是一味依靠电脑检索和“二次消化”。

采访中,他也应邀向上观新闻读者推荐了三本入门级文史读本。

一本是《纲鉴易知录》。“这是文白对照的史书,从三皇五帝一直讲到明朝末年,简明扼要,详略得当,所以叫作‘易知录’。法国传教士根据《纲鉴易知录》编写的《中国通史》在欧洲出版,影响了黑格尔、马克思等人。”张国刚说。

另一本是法国作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这本书用优美动人的文笔,叙述了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77个章节就像77篇历史散文。虽然孔子和佛陀只是其中的一个点缀,但作者力图将欧亚大陆的人类文明历史拉出一条可以连缀的红线,走笔行云流水,文风俏皮睿智。”

张国刚认为,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也值得细读。此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部分,即中东统治时代、欧亚文明的均势、西方统治的时代。“由于时代和立场的局限,麦克尼尔对于人类共同体的探讨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但作为全球史的开山之作,仍然值得翻检。”

张国刚 1956年出生,安徽安庆人,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学会副会长。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夏斌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图片编辑:项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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