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变是常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自然是各项工作中应有的一种自觉。

变有多种，有可控、积极、顺势顺时而为的变革创新，也有不合人意、甚至逆流而动的挑战风险。后者又包罗万象，既包括出其不意、令人跌破眼镜的“黑天鹅”，也不乏看似突然，实则有迹可循的“灰犀牛”。

风险总是令人厌烦，但小到一个个体、一个单位的日常运行，大到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宏观治理，风险总是防不胜防又不得不防。随手找一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全国银行共处置不良贷款约1.4万亿元，同比多处置1765亿元；银保监会系统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912件，处罚银行保险机构1575家次，罚没金额7.75亿元。这还只是需要防范的重大风险中的一部分——金融风险——的一部分而已。

2020年，在各个领域防住风险，依然是一条底线，也是“稳字当头、积极进取”这个“稳”字的基本内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出的“四个必须”重要认识，以“必须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压轴，足见其分量和意义。

但在充分领悟防风险的重要性之后，人们更需要明确的，是如何去“防”——灰犀牛也好，黑天鹅也罢，面对那些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风险，如何诠释那句“凡事预则立”？

人称“赌圣”的华裔美国人马恺文，写过一本叫《大概率思维》的畅销书。引进到国内，编辑为其取了个颇有“眼球效应”的副标题：“人生赢家都是概率赢家”。这位曾靠玩“21点”游戏赚遍赌桌，以致被全美各大赌场拉入黑名单的奇才，并不承认自己是赌徒，却自诩是统计学的信徒。其在赌桌上乃至日后在投资理财、商业决策等等领域取得的看似“小概率”的成功，秘诀无非是全面而精细的计量分析。

换言之，“小概率”事件背后，往往有“大概率”的方法。就如同样受追捧的沃伦·巴菲特所言，“用亏损的概率乘以可能亏损的金额，再用盈利概率乘以可能盈利的金额，最后用后者减去前者。这就是我们一直试图做的方法”。

当然，赚钱不会有说得那么容易，但内在最核心、最凝练的问题，常常可以表述为一个数学问题。商业决策的道理如此，商业乃至更广领域的风险防范，同样可资借鉴。

防风险，很多时候也是一道数学题。数学题遵循逻辑，而现实中，无论是金融风险，还是公共安全，抑或其他的小概率事件甚至极小概率事件，如果顺藤摸瓜、抽丝剥茧，往往都能找到背后的一套大概率逻辑。

前些年人们惊叹“黑天鹅”不断横空出世，后来仔细想想，不少“黑天鹅”，其实本质上是“灰犀牛”。它们看似出其不意的表现背后，都有内在的深层动因，有可以寻找得到的蛛丝马迹。更不用说那些纯粹的“灰犀牛”事件，局部性、表象性的问题背后，往往有系统性、深层次的风险点。

能否感知到这些风险点，预估到种种可能性，又能否及时对其作出分析、施以对策，就是能否遏制住“灰犀牛”乃至“黑天鹅”，并将其影响降至最低的关键所在。

对这些风险点、可能性的研判分析，包括各种或简单、或复杂的“建模”“运算”，其实就是经济社会治理中所需要的“大概率思维”。

今天反复强调运用智能化手段，尤其是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方法来预测风险、帮助决策、开展治理，所要凸显的，也正是这样的“大概率思维”。有了这样的思维，有了“未雨绸缪”的意识，应对风险和变局，自然就有了底气。

而能够“未雨绸缪”，便需要创造充足的条件。最基本的一条：经济社会运行中的数据，尤其是那些可能在关键时刻提示风险、帮助预判的数据，需要充分开放、顺畅流动，可以“跑”起来、“算”起来。

大数据大数据，“算”起来了才算名副其实，不然只是一些文本；而唯有更多的数据纳入运算，并持续提升系统的“算力”，这道“数学题”的结果才可能更精确、更理想。这背后，就不只是“算法”的问题，更有“改革”的问题。

各种对经济社会运行进行监测和推动的信息系统，比如在上海被视作“牛鼻子”的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背后都是政务体系的效能问题。以效能为先，刀刃向内、主动改革、不断攻坚，应当成为一种常态，这也是“大概率思维”。

还有一层更需植根内心的“大概率思维”，来自一种敏锐而自觉的“风险意识”。

今天需要的这种风险意识，不仅仅包括传统的“居安思危”，更应包括在每一次决策前，对大局、对市场、对公众、对舆论的显在及潜在反应进行充分评估，在充分尊重实际、尊重科学、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用更细致的方法作出决策和行动。

对广大干部而言，这种更深层次的“大概率思维”，其实就是过去常说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并充分尊重规律，时刻践行宗旨。

说得再通俗一些，什么时候，都不能干“只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颇有流传的一句话。这背后的道理，其实不新，却常说常新。

毕竟，具备这样的“大概率思维”，“小概率问题”并不难破解。如果做不到呢？那些看似“小概率”的问题与风险，很可能就成了“大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