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石窟长什么样？在青浦博物馆的大厅里，就有这么一座从新疆“移植”过来的仿真克孜尔石窟第38窟。这座石窟以壁画绘制精美、最具当地特色而引人注目，尤其是它的前室两侧壁画有7组天宫伎乐，每两身位于一圆拱形龛内，脸部相向彼此呼应，均戴着项环和耳环，有的弹琵琶，有的抱箜篌，有的吹横笛，有的奏排箫……鼓腮斜眼、各具神态，犹如一支小型的古代乐队，故又被称作“音乐窟”。

12月18日，由新疆龟兹研究院、青浦区博物馆、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丝路遗韵五彩龟兹——龟兹石窟壁画艺术展”在青浦区博物馆拉开序幕，这是龟兹石窟壁画作品首次在上海大规模展出。除了一座等比例复制的克孜尔石窟第38窟外，还有43幅壁画临摹作品和数字高清复制品同时展出，时代跨度从公元三世纪至十世纪，全面展示了古龟兹这一丝路“明珠”在绘画、民俗、乐舞艺术上的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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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丽多姿的龟兹石窟壁画】

现存的龟兹石窟分布地域广阔，洞窟形制类型完备，壁画题材内容丰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参展的主体——克孜尔石窟更是被视为“群芳之冠”，它坐落于新疆克孜尔乡境内的悬崖峭壁之上，绵延数公里，是我国开凿年代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也是龟兹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其早期洞窟的开凿年代至少要比敦煌莫高窟早二百多年。

此次展出年代最早、也是面积最大的壁画是数字高清复制品《天相图》，原作凿于公元三世纪，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18窟主室顶部，由日天、持杖托钵立佛、挟猿猴的金翅鸟、雨神、对鸟、立佛和月天组成，这种中西“混合体”正是龟兹壁画艺术的特征。两侧菱格内则绘有图案化的树木和水池、坐禅比丘、伎乐和鸟兽等，表现山林禅修的意境，画面以暖红色调为主，艺术特色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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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石窟壁画中不仅有《天相图》这样的佛像画，题材中还涵盖了飞天、山水树木类、装饰图案画等等，种类繁多。克孜尔石窟第8窟的临摹壁画《飞天》正中为一华盖，两侧各有两身飞天，均有头光、宝冠和披帛。飞天或执华绳，或捧盘，或弹琵琶，极富装饰性，表现了诸天齐来闻法、奏乐欢庆的场面。临摹壁画《伎乐天人》出自克孜尔石窟第77窟，画面中绘有三身伎乐，各伎乐之间以边饰相隔。其中左边一身胸前悬鼓，双手作拍击状；中间一身执华绳作供养状；右边一身头部微倾，双手执物，三身形态各异，意趣盎然。

这些壁画的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龟兹地方特色，构图大多是将一个个佛教故事绘在以山峦围成的菱形格内，一个故事多以一个或两个典型画面来表现。同时，画中建筑结构与壁画也自成一体，尤其是在画技中将“曲铁盘丝”的线条与凹凸晕染法相结合，这是其他地区壁画中少有的。这在克孜尔石窟第175窟的临摹壁画《供养比丘》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画中比丘人体比例准确，姿势生动，身体呈S形曲线，肌肉采用比较夸张的晕染法表现，袈裟的衣纹则以极细的墨线勾勒，是典型的“曲铁盘丝”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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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如何保护龟兹石窟】

在诸多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影响下，曾经辉煌的克孜尔石窟艺术遭受到严重的损坏，精美的壁画已经残缺不全。龟兹研究院院长徐永明表示，二十世纪初外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进行的探险活动，使许多洞窟的墙壁上残留下斑斑刀痕，不少珍贵的壁画被野蛮盗割，加上龟兹石窟年代久远，受石窟建筑岩体质地的脆弱性以及自然风化等因素的影响，龟兹石窟的状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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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院成立以来，龟兹石窟的修复与保护工作迅速发展，此次展出的高清复制作品和临摹作品也是对龟兹石窟近些年保护成果的呈现。一方面，对壁画进行临摹是对壁画历史信息进行保护的传统手段，临摹品不仅仅是壁画的记录，更是艺术鉴赏品。一笔一划的摹仿以及材质、制作过程都与原壁画相似，有一种壁画的肌理感，是照片无法办到的，能够比较完整地展现原壁画的精神。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正在赋予龟兹石窟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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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这样的一个仿真石窟要经过多个步骤，窟体及壁画扫描、图形拼接、颜色对比、模型建造及3D打印、装裱和彩绘，对一些特定部分还要运用多光谱技术来处理。”上海印刷集团党委书记陆炎介绍，从2011年起，上海印刷集团与新疆龟兹研究院合作启动了龟兹石窟壁画数字化项目，探索文物数字化保护管理的新途径。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22个洞窟的数字化工程，并复刻了3个洞窟的实体还原版。此次展出的克孜尔石窟第38窟更是结合了最新技术，力图做到全真模拟，整个洞窟的立体模型是用3D扫描技术建造的，一部分一部分地拼接而成，洞窟四周的壁画用数字印刷的方式还原。内壁的泥土原料则来源于新疆克孜尔当地，洞窟内部为求还原也没有安装照明设备。这座石窟甚至可以拆卸移动，在不同场所展示，也让上海观众足不出“沪”，就可以切实感受龟兹石窟的魅力。

“其实最好的保护是对龟兹文化艺术的传承。”徐永明表示，这也是此次展览的意义所在。该展览将持续至明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