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际局势乱象丛生，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中美关系遇到40年未有之复杂局面……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13日，国内顶尖学者齐聚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举办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围绕上述问题阐述看法。

国际格局：去美国霸权中心化

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与会专家认为，国际格局之改变主要体现在，全球化和多极化两大趋势来到一个历史拐点，由此引发结构性改变。一方面，多极格局开始显现，即“去美国霸权中心化”。它表现为：非西方力量开始崛起；美国力量开始收缩；盟国体系愈发疏离；国际体系权力下移、分散。另一方面，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走到一个节点：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反全球化运动转变成逆全球化、逆一体化潮流。更深刻地说，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已进入新一轮危机。尚不确定它是长周期危机，政策失误造成的危机，还是整个制度出现根本问题。

伴随着国际格局的转换，原有国际秩序一定程度上开始失序。今后，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轨迹和过程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的互动和博弈。

大国关系：相互塑造、精细化博弈

大变局之下，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呈何种态势？

有美国问题专家指出，大变局促使美国出现两种潮流：经济民族主义、外交现实主义。投射到中美关系上，经济层面，美国将最大贸易逆差来源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外交层面，防止中国进一步挑战其霸权。基于此，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发生变化：其一，重新分配中美间的经济利益。从贸易摩擦开始，美国的限制措施已延伸到科技、金融、人文等各方面，高科技产业、IT、国防等领域已出现有限“脱钩”。其二，重塑对华关系框架，在台湾等问题上突破底线。其三，重构中美间互动方式，抛弃过去“接触为主”政策，减少对华交往和合作，转而采取施压、惩罚等对抗性方式。从中长期看，中美关系并不乐观，奉行更具竞争性的对华政策已成美国两党共识。但中美关系也处于相互塑造的变动过程中，其走向取决于中美甚至多边的互动。

有俄罗斯问题专家指出，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中俄关系亮点纷呈。政治关系全面提升：6月习近平主席访俄，双方签署了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声明，全面规划两国关系下一步发展。经贸合作稳定增长：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今年两国领导人作出新规划——到2024达到2000亿美元。在学界并不乐观的背景下，12月2日中俄天然气管线东线正式开通，年输气量将达380亿立方米。人文交流日益深入：今年是地方合作交流年，明年是科技创新年，两国准备在重要科技领域开展更多交流合作。多边合作颇有成效：中俄在G20、上合组织、金砖等平台频繁发声，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多边主义、保持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开展合作。不过，中俄战略协作过程中仍不乏杂音，经济合作也遭遇一些阻力。新形势下，中俄要实现战略、政治的充分互信仍有一段路要走。

有欧洲问题专家指出，中欧关系在经历1995年到2005年的快速发展后，进入相对平和的转型阶段。欧盟一直在反思对华政策，目前尚无定论。欧盟3月发表新的对华政策文件，把中国界定为具有四重特性的国家：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制度性对手（rival）。对华采取更强硬政策，同时尽可能地避免直接对抗，已成为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共识。但欧盟对华政策仍有难点，各成员国存在利益差别，难以形成统一政策。从这个角度看，中方在对欧政策中仍有很大空间。

有日本问题专家指出，2019年的中日关系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朝着改善和合作的方向迈进。6月底G20大阪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达成10点共识，围绕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摆出问题、明确任务、指出方向。国际大变局已成为中日关系的一大变量，给日本带来三方面压力：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直接压力；美国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经贸压力；东北亚局势以及日美同盟变化所引发的防卫体制和安全战略压力。但一定程度上，国际大变局也将转化为中日关系改善的动力。日本对华政策的调适方向绝非从竞争到合作那么简单，日本将不断展示包含复杂政策组合的“超级工具箱”。中日之间的互动将呈现合作对话与竞争牵制相互融合的精细化博弈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领域专家指出，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大国竞争正进入以科技创新为主线，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维度的竞争。美国国内有一种观点，中美之间的真正较量就是能否在科技上拉开差距。

世界经济：进入低增长时代

世界经济走势如何？有经济问题专家指出，世界经济已进入低增长时代，呈现几点特征。一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日本化”趋势，增长率可能会在2%左右徘徊。高杠杆现象突出，债务难偿。二来，拉美等地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阿根廷、智利等。未来5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4%的水平。三来，亚洲经济相对“中国化”，不再像过去那样以出口为导向，而是靠投资与消费拉动。国际环境对亚洲的影响在弱化。

展望明年，有专家持相对乐观看法：2020年世界经济不会衰退，最坏时期已经过去。一方面，这个年份对中国、美国来说都很重要。美国明年迎来大选，中国也将迎来闯关年。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宏观经济指数相对健康，财政和货币政策仍有“弹药”。而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率逾50%。再加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在采取降息、量化宽松等逆周期措施。所有数据的出炉刺激了全球市场。目前看来，世界经济最糟糕的时间点是在今年八九十月，中美贸易关系最紧张之时。

有的专家则认为，2021年前后（2020年7月到2021年秋天），美国金融泡沫可能面临“撞针”。后危机时代，美国实体经济恢复微弱，制造业空心化并无明显改善。大批企业借债进入美国股市，吹高美股泡沫。明年7月起，美国约2万亿企业债将集中到期。企业债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美股泡沫破裂，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带来冲击。

中国外交：留心陷阱、妥处两组关系

继往开来，中国外交在过去70年里积累了哪些经验和启示？有与会专家总结——把准时代脉搏；驾驭好与头等大国的关系；管控好周边；经营好国内大局。

当前形势下，中国外交也面临一些需重点应对的问题。一是应对两个陷阱的风险：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就前者而言，当前外部环境的最大变化就是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已回不到过去40年的状态，美国处处设槛、挤压中国的局面恐将持续。如何斗而不破或是当下最大命题。就后者而言，美国不断“退群”，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愈发缺失。中方是否有能力承担美国扔下的所有包袱？究竟应该如何取舍？二是处理好两对大三角关系——中美俄、中美欧，从战略上避免美国与其他国家形成联手对华的局面。三是加大对周边国家的经营力度，以及区域合作机制的介入。四是在思想理论层面深化、强化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研究，塑造中国包容、亲和、有感召力的形象，避免“自话自说”。这对于回应西方世界的抹黑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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