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月香港修例风波中，常能看到年轻人的身影。警队公布的数字也显示，截至11月30日警方共拘捕5890人，其中2345人为学生，约占四成。

是什么让他们甘愿自毁前途来做违法之事，真是有些媒体所说的只是政治原因吗？近日，香港媒体“01”刊发一组“青年困境”报道，向外界揭示香港青年的另一面。

 越来越多的“穷忙族”

据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今年4月至6月，本港15岁至19岁青少年失业率达10.2%，20岁至29岁青年失业率达5.2%，均高于同期总劳动人口2.9%的失业率。

更严重的是，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成为“穷忙族”，也就是那些每周工作40小时或以上，但薪水仍不到最低薪资的人。他们无论如何拚命工作，也无法摆脱最低生活水准。2017年全港整体贫穷人口为100.9万，其中有16.7%（16.9万人）为在职人士，其中青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穷忙”消耗着年轻人的时间与精力，却换不回足够的资历和金钱，更不要说投资未来提升自我。

人们说，贫穷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无法摆脱贫穷的深渊。2014年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发表《激发原动力，开拓新思维，助青年闯出一片天》研究报告，指出近10年香港青年向上流动收窄，出现了所谓“阶层停留”的状况。

这就是香港社会阶层固化、欠缺社会流动性的缩影。而摆脱贫穷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多的向上流动机会，其中包括收入、职位、社会地位等方面能否更上层楼。

起跑线输输一世

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香港基层青年凭个人努力向上走，变得愈来愈难。

阶层的固化早在求学时就已开始。2016年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研究显示，父母收入为香港最低10%的组别，其子女（18岁至24岁）只有19.7%曾入读或正就读大学学位课程；父母收入为全港最高的10％组别，比例则高达47.3%。

过去香港的一些措施也拉大了不同阶层学生间的距离。比如，1991年开始推行的直资（直接资助）学校计划，2001年更允许直资学校加收学费。直资学校的高额学费和严格入学考核将基层子弟拒之门外。更严重的是，2001年至2015年间，虽然全港学生数由95万降至69万、中小学减少233间，但直资学校却由29间增至82间。

过去，基层孩童可以凭努力争取到一席名校学位，如今大多因为经济问题而止步。直资学校入学面试大多包含体育、艺术这类需要额外财力培养的项目，这也加大了基层子女的劣势，关上了基层孩童向上攀爬的大门。

不再吃香的大学生

即便靠个人努力进入名校，也不代表打开了向上的通道。香港将高等教育称为专上教育（大专及以上）。特区政府发表的《2016年贫穷情况报告》显示，拥有专上学历的在职贫穷人口数连续4年上升，由2012年的1.84万人增至2016年的2.83万人，其中拥有大学学位者1.7万，较2012年0.93万人多了八成。

最重要的原因是，单方面增加学额后，劳工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高技术职位。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大学学额有1.45万个，入学率18%。2000年初，政府承诺将专上教育普及率由33%提升至60%。之后专上教育急速扩展，最初10年拥有专上学历的15岁至24岁青年人口比例上升近20%。

然而，劳工市场并没有准备好接纳那么多高学历求职者。2016年，立法会《人力调整为香港带来的挑战》指出，1994年至2015年香港新增85.4万学位持有人，可同期较高技术职位只有66.6万个，以至于部分毕业生只能流向低技术职位。

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5年间，持大学学历的新增工作人口中，约26%从事文员、服务及销售等工作，为1994年至2001年的两倍多。高学历青年流向低技术岗位，减少了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单一的产业结构

除了学历通胀，香港产业结构单一也导致部分年轻人难以向上流。

当下香港产业发展偏重于金融、物流、专业服务和旅游业等传统四大产业，产业单一化限制了许多青年的发展。正如香港大学教授叶兆辉分析那样，“本港产业链狭窄，部分大学生仍在从事只需要中学学历的工种，市场上没有适合他们的工作，难以被吸纳，向上机会低”。

香港扶贫委员会发现，近年来香港人文学科学生收入跌幅达8.9%，为众学科之首。这是因为，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不能为人文学科、纯理科专业提供足够的职位，以至于这部分青年最终只能流向普通文员、销售等岗位。

令人无奈的是，根据目前发展情况，香港产业结构难有大的突破。特区劳工及福利局《2022年人力资源推算报告》预计，2022年四大支柱产业的人力需求将占总需求的51.9%。也就是说，年轻人要么从事自己不擅长或者不感兴趣的支柱产业工作，要么可能就找不到工作。

媒体认为，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那么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的香港劳动力需求失衡状况，将持续影响大量香港青年人的职业生涯，进而形成向上流动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