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武汉女大学生木子遭遇了很离奇的一段经历。一年多前，在同学的推荐下，木子加入了一个微信红包群。红包群里每隔几分钟就有人发红包，但抢红包都有“规则”，例如：抢得最少的人，必须接力发红包。而木子几乎每次都被规则选中，要接力发红包。生活费都被发到了红包里，木子又开始找同学借钱，之后有群友拉她去了小额贷公司，然后木子就一头栽进了“高利贷”陷阱里。

一年时间里，木子一共发了200多万元的红包，收到196万元红包，“亏”了10多万元。目前，木子已经报警。

一个女大学生，在看似“小儿科”的微信红包方面花了200多万元。这匪夷所思，也向人们警示红包的金融支付安全，不能等闲视之。

其实，“红包”这个机制，充分发掘了中国人比较含蓄地讲“人情”的精神特质（中国人的“人情”很多时候体现在红包中。微信在推出英文版时，居然很难找到“红包”在英文中的对应词，可见红包拿捏到了中国人的内心痒处），它平衡了社交性和金融支付的两重特性，这是微信红包能红遍中国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红包是一种“熟人社交+金融支付”，这使得利用它进行网络赌博和诈骗更有欺骗性，好像受害者是心甘情愿、碍于人情才“主动”发红包，并非受到暴力胁迫，或者像诈骗罪那样明显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在“武汉女大学生红包案”中，木子莫名其妙被“熟人”拉入了一个群，莫名其妙地要接受这么一套复杂的抢红包“规则”，屡屡自己成为“规则”之下那个必须发红包的人，一开始还以为是小事，结果越发越大，年发200万元，甚至要去借高利贷。这起案例的问题所在，一者，这么大的数额，其实已经违背了红包用于熟人之间交际的初衷，从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应该有严格的资金监管。二者，对“抢得最少的要接力发红包”“抢到偶数的要接力发”，俨然已经变成了赌博。

去年，苏州就有过一起案件，市民张先生被好友拉进抢红包的群里，接着又被群里一个玩家拉去了一个“猜红包”群，其实那是利用红包在赌博，张先生不知不觉就输掉了6万多元。这样的红包诈骗，其实与传统经典的骗银楼、仙人跳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把线下的搬到了线上。

当然，犯罪、歪门邪道总是走在监管的前头，会找到沙盘演练时想不到的漏洞。但是，监管者并不是完全不能作为的。

首先，对于微信红包的异常变动，应当进行金融监管、风险控制。像女大学生木子这样来来回回刷红包，居然能够达到200多万元的现金流量。如此大规模的资金流入流出，从银行监管的角度来说，是“洗钱”的一个显著特征。

如果有银行客户经常这么转账的话，肯定已经被监管部门列入“涉嫌洗钱的高危操作名单”。我的一位朋友是各种银行卡的爱好者，非常喜欢在各个银行卡、信用卡之间倒账，结果因为他如此频繁的操作，被银行监管部门盯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的微信红包账号，来来回回的资金流动居然能够达到几百万元，难道不应该列入风险监控吗？

互联网金融还是一种金融，应该有较高标准的风险控制。监管部门、司法部门以及腾讯公司，真的不要把微信红包当成“小儿科”，应该认真核查那些资金异常变动的账户和红包。

十多年前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有句话叫做“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但随着如今移动客户端、移动金融支付、大数据等等的兴起，互联网巨头们掌握着足够的数据来刻画你的身份，包括你的收入水平、学历、工作状态。“更大的能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从技术手段来看，中国的BAT还是有能力监管红包等金融支付的，关键是愿不愿去做，愿不愿花真金白银、人力物力去做。希望互联网巨头别把客户的损失看成某种概率之下的“成本”。对于个体来说，互联网支付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微信支付现在是通过绑定手机号来进行身份确认的。但是，很多人换了手机号之后，原来的手机号会被电信公司再次出售。于是一些人利用原手机用户的信息，冒充原他人在微信上诈骗。头像还是那个头像，手机还是那个手机，但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这要他们就很容易利用熟人的身份搞网络诈骗。我的一位媒体人朋友，有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发“安民告示”：他原来手机绑定的那个微信，现在还在以他的名义向朋友圈里的人借钱。

微信红包是一种创新，实现了熟人社会之中的“人情”交流。也因为它是一种“熟人支付”，很多违法犯罪分子就瞄上了其中的暧昧之处，通过红包接力、伪装熟人群等等手段，将受害者裹挟在“危险游戏”当中。

对于目前出现的红包支付上百万元的“危险游戏”，以及红包赌博、红包诈骗的苗头，腾迅公司和监管部门要及时确认主体身份、跟踪资金去向、严格金融风控，不要真等到出大事了才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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