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混”了十多年，提起校园里的名教授，也算能如数家珍，但若问我：还记得门房的名字吗？恐怕我就答不上来。

门房，旧时称“司阍”，现在叫“门卫”，通俗点说是“看门人”。与国外不同，国内大学都有门房，但他们一般都不是主角，寂寂无名。然而在复旦，不记下门房故事，百年校史又似乎缺了一角……

今日复旦东门，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的围墙是水泥围墙（作者摄）。

自1905年建校起，复旦就有了门房。最早的那位叫“明顺”，他原在震旦学院做门房。复旦脱离震旦后，借吴淞提督衙门办学，明顺也随迁吴淞，成为复旦门房中的“元老”。一位老校友记得，明顺是扬州人，“大概有五十岁，身体矮小，人极忠诚”。他究竟“忠诚”到什么程度，似无更多史料。但早期复旦门房中苏北人居多，却是事实。那时，复旦校工都有点沾亲带故，有的是“父子兵”，有的是同乡。例如，吴淞校舍有个门房名叫“冷桂”，后来徐家汇校舍的膳厅“厨司”也姓冷。我怀疑，这两位冷姓校工很可能是老乡。不过，相比之下，门房冷桂口碑似乎还不错，“对于学员，一见即识”。（薛祐宸《母校吴淞时代之回忆》）多年以后，学生们还想念他；而那位冷厨司呢，终因饭菜质量下降，被学生们炒了鱿鱼！

“一见即识”，不仅仅是冷桂的本事，也是学校门房的基本功。据法律系老校友胡经明先生回忆，他1936年毕业后赴四川，1947年秋重回江湾母校，让他惊讶的是，“大门依旧，门旁的收发室依旧，想不到收发老冯还记得我，认得出我！”（胡经明《琐忆片片话当年》）其实，在江湾校舍门房中，记性最好的是老王。据说他全名“王锦荣”，“矮矮胖胖身材，春夏秋冬一袭长袍，斑斑白发，望之很像一名教授”，平时“缄默不多发言，若悒悒寡欢者然”，但记忆力惊人：对于师生，只要打过照面，就会过目不忘。“尽管你是新生，不到一个礼拜，他就会喊出你的大名，学生的家信、情书、便条，只要有你的，一进大门，马上递到，绝无差错。”（郎万法《复旦大学在孤岛》）因此，他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邮务处长”。复旦西迁重庆后，老王留守上海，在赫德路（今常德路）复旦上海补习学校做门房。有人曾仿照“西湖十景”，编了一个“赫德路复旦人文十景”。“十景”中，有校长李登辉的“礼帽”、银行学教授朱斯煌的“皮包”、商学教授李权时的“身材”、法学教授施霖的“胡子”、土木工程学教授金通尹的“白发”和英文教授顾仲彝的“眼镜”……门房老王的“记性”，也是其中“一景”，并且，他是唯一上榜的普通校工。

1928年，复旦女生宿舍建成，因位于校园东侧，被男生戏称为“东宫”。校方规定，女生宿舍“男生止步”。因此东宫门房是“高配”，里外有三个人：最外面的是一个老头，“矮矮胖胖，冬天一身黑直贡呢长袍，夏天穿一身米色纺绸褂裤，稳稳重重，有三分威严，一天到晚坐在门口一张小写字桌上。”里面还有两位：管楼下的叫“徐妈”，识字，“动动笔的事，非她不可”；管楼上的叫“凤仪”，“梳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一甩一甩地”。若有客人来访，老头就会扯着嗓门向里面喊：“徐妈（或凤仪），几号房间×小姐有人会客，那来宾在会客室等！”不一会儿，被请的女生翩然而出……政治系老校友邵梦兰女士记得，“凤仪是一位姑娘，黑黑的，长一脸的青春痘。做事干净利落，蛮凶的。我有一次看她跟子彬院的男工友讲话，大声大气，像一只母老虎”。（邵梦兰《从燕园到东宫》）在如此“凶悍”的门房治下，男生一到东宫门口，便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1928年建成的女生宿舍，因位于校园东侧，被男生戏称为“东宫”。

这种治理风格，后来延续到了重庆北碚复旦。夏坝女生宿舍的门房是两位“女将”。一位是法律系戴修瓒教授的妹妹，人称“戴妈妈”，“亲切中带有严肃，一双改组派脚，常常穿着绑带子的黑皮鞋”；另一位叫“苏嫂”，是个当地妇女，“一口四川腔”。她俩把门严格，男女生都害怕。那时，从女生宿舍到教室有一条“天河走廊”，戴妈妈从不允许男生在走廊上“站岗”。有一次，一位男生因与某女生有爱情纠纷，一直在这里徘徊，被她当场呵斥吓走；苏嫂的手段更绝，一遇男生来会面，就故意操着四川腔尖声高喊：“×××，外边有人毁（会）你！”（刘润田《忆母校，念恩师益友》）搞得人家很难为情。这种“严防死守”，确让女生宿舍一片祥和，从未出过事。

除了职业操守，当年的复旦门房都很有正义感。徐家汇校舍门房刘福，温和寡言，“暇时即伏案作楷书”，但在五四运动兴起时却挺身而出，与另一校工徐福一起，组成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捐款声援学生爱国运动。他们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公开信表示，“同人佣工而外，甚愿致身国事”。这一行动，令师生刮目相看；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一位江湾校舍门房则另有义举：有一天，一位进步学生在校门口撒传单，呼吁反蒋抗日，恰遇国民党军警前来追捕，情急之下，他将尚未撒出的一包传单塞给门房。门房赶紧收好，藏进收发室———那位躲过一劫的学生，就是1929年入学、抗战时奔赴延安的陈传钢。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陈传钢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而那位门房则在国福路教工宿舍看门。中文系老校友于成鲲先生告诉我：“陈传钢先生一直记着那位门房，还让我到国福路教工宿舍去看过他……”

陈传钢当年与复旦女排队员合影。

提到教工宿舍，名气最响的门房应该是张阿长。张阿长与李登辉、章益两任校长都有密切交往。早年，他任李登辉的车夫和侍从，一向忠心耿耿。老校长每次上下班，他就提着公文包陪伴在侧，寸步不离。1947年李登辉去世后，张阿长到复旦徐汇村（今第二教工宿舍）做门房。章益校长就住在徐汇村，几乎天天与张阿长照面，一直很关心他。1950年4月，张阿长的妻子在徐汇村生产坐月子，章益闻讯，让章夫人送去一篮鸡蛋慰问，这让张阿长倍感温暖。当年生活清苦，已卸任校长的章益境遇也不太好，这一篮鸡蛋，蕴含了他对一位普通校工的真情。章益后来调任山东，张阿长一家始终惦记着他，对这位前校长怀有感恩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复旦校园东扩，师生人数日益增多，门房“一见即识”的功力渐渐退化。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师生们进进出出，门房似乎早已“相见不相识”。1981年，法国总统德斯坦到访那天，我在校门口亲眼看见，门房拦住一位教我们中外关系史的老师，要他出示工作证，弄得那位老师哭笑不得。记得在那个年代，校园里流行佩戴校徽，“复旦大学”四个毛体字，在很多师生胸前熠熠闪光，连苏步青校长也不例外。回想起来，当年流行这一时尚，除了荣耀和责任感，是不是也便于门房“一见即识”呢？

门房不识师生，师生也未必记得门房。那些年，我们几个同学常去翔殷路上的“五角场放映站”（翔鹰电影院前身）看夜场电影。放映站设施简陋，但夜场生意奇好，观众大多是附近高校学生。每次电影散场，位于国定路上的复旦东门已关闭，漆黑一片。女生们只能悻悻地绕到邯郸路大门回寝室，而我们男生则会抄近路，从东门旁的水泥围墙豁口翻爬进校。奇怪的是，在豁口内侧，立有一条长凳，它似乎专为翻墙者而设。谁这么体贴、周到？有人猜测，很有可能是东门那位值班睡觉的门房……

几十年过去了，翻墙记忆常被唤起，而那个猜测却从未得到证实；更没有人去打听，那位东门门房究竟姓甚名谁——是的，谁还记得大学时代的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