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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马关条约》打醒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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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曹景文 2020-01-24 06:50
摘要:思索与求索的真正开端:甲午海战是如何激醒国人的

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准备、蓄意挑动的侵华战争。战争的失败和条约的苛刻,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给中华民族以极大的震撼。这次战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亡国灭种成为当时中国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振兴中华”成为众多仁人志士喊出的最强音。

甲午战争前:国人的自我陶醉

中国和西方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里形成的文明。正是由于在近代以前同其他文明缺乏深度交融,使中国的民族心理保持着近乎迟滞的惰性,并在很长时间里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世界发展大势缺乏了解和认识。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和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人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感到震惊,但并没有完全从“天朝上国”的梦境中醒来。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意识到有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为此,他广泛搜集世界各国资料,组织人力将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翻译成中文,自己对书稿进行了润色和编辑,取名《四洲志》。该书为林则徐赢得了“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称号。后来,林则徐被革职发往新疆伊犁戍边,他把《四洲志》草稿及有关资料交给了好朋友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更详细、更全面介绍世界情况的巨著——《海国图志》。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表达的观念是只要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可以回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的盛世。在魏源看来,西方的长技无非是战舰、火器和练兵之法而已。可惜的是,林则徐和魏源的思想在鸦片战争后近20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

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攻占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热河。英、法、美、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出卖更多中华民族利益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个刺激应该够大了。但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清政府只是将西方列强视为“肢体之患”。为了对付“心腹之患”的太平天国和捻军,他们才意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在购买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政府开启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统治秩序又稳定了30年的时间。

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海军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成果之一。铁甲舰是19世纪中叶世界上最新型的舰种,它是当时衡量海军力量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北洋海军从德国订购了2艘铁甲巡洋舰,被誉为“当今遍地球第一等铁甲船”。这两艘铁甲舰于1885年10月开来中国后被命名为“定远”号和“镇远”号,每艘舰的排水量在7300多吨,相当于现代的一艘驱逐舰的吨位。这样的铁甲舰在当时亚洲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中国海军从此进入铁甲舰时代。从1785年开始,李鸿章用了13年的时间使北洋海军逐渐拥有了包括铁甲舰在内的大小舰船25艘。1891年,李鸿章第一次大规模检阅北洋海军。他在观看了北洋舰队所有的演练科目后,很自豪地放言:“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1891年,即将赴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武官细谷资受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派遣拜访李鸿章,邀请北洋海军访问日本。李鸿章为了从武力上给日本以“威慑”,打消“小日本”不安分的念头,决定由丁汝昌率领6艘主力舰赴日展示中国海军力量的强大。1891年6月底,中国海军踏上赴日旅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神户、横滨、东京、宫岛、长崎等地。很多日本官民是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大清帝国舰队的军舰,他们看完后恐惧感油然而生。日本外务次长林董在日记中写道:“看到丁汝昌所率的舰队驶入横滨港,吾国人就因其壮大的外观而感到极其恐惧。”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说:北洋海军军舰舰体巨大,极其完备,士兵熟练,值得观看的地方很多,这使得日本社会对强大的中国舰队威力感到恐怖。

李鸿章本想通过威慑来吓阻日本对中国使用武力的企图,而日本政府则通过利用北洋海军的威慑力激发国民对于清政府的恐惧和敌视,来达到推动海军发展的目的。同时,日本海军也借此窥探了北洋海军舰船的虚实,进而寻找出北洋海军的弱点,为未来的侵华战争作准备。

洋务运动的推行和北洋海军的发展,使许多满清贵族和士大夫兴高采烈。很多知识分子纷纷为所谓的“同治中兴”点赞。直到甲午战争的前夜,洞悉“夷务”的郑观应在其编写的《盛世危言》中看到“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的严重局面,很有必要危言耸听地提出一些改革主张。但他在“危言”前加上了“盛世”两字,就当时国内的舆论氛围来说,他不敢直陈清朝已是“衰世”。梁启超对当时的情况描述道:“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则方且岸然自大,揠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可见,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很多人还沉浸在“盛世”的美梦之中。

“蕞尔小国”何以爆发“洪荒之力”

大清帝国一直将日本称为“蕞尔小国”。“小日本”缘何能够打败“大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日本有着比较明确的“国家战略”。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积极地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明治即位之初曾狂妄地宣称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提出:“我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国民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脱亚入欧”论的原型。在对待中国和朝鲜的问题上,福泽谕吉很明确地提出了强暴而无理的主张——侵略和征服。“脱亚入欧”思想使日本迅速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

1890年3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发表《外交政略论》,提出国家的“主权线”以外还有所谓的“利益线”,需要纳入“保卫”的范围,并把它定为国策。这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强盗逻辑。山县有朋主张的所谓“利益线”的焦点就是朝鲜,由于朝鲜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关系,所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将武装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朝鲜的同时,与中国的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侵略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日本从1872年始就向中国派遣间谍。当时,受日本陆军元帅西乡隆盛派遣进入中国的的间谍以池上四郎最为著名,他在奉天等地活动了半年之久。回国后,他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说:“以今日之状态,不出数年,清国将土崩瓦解。现今为我国解决韩事之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后,以参谋本部为主要机关,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遣间谍。这些间谍以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店员等身份,渗透到中国各地,形成了若干间谍组织,构成了庞大的间谍网络。根据这些间谍提供的情报,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规划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具体方案,其中规定的作战目标是:“若欲使清国于阵头乞降,须先以我国海军击败清国海军,攻占北京,擒获清帝。”其灭亡中国的狼之野心昭然若揭。

为了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天皇于1872年11月颁布了《征兵告谕》,实行全民皆兵的政策,规定年满20岁的男子必须编入兵籍,以备战争。为了发展海军,日本天皇在1887年发出号召,鼓励社会各界为海军捐款,他自己带头每年从皇室中拿出30万元用于海防建设,并要求文武官员拿出薪俸的1/10补充海军建设经费之不足。李鸿章曾遣北洋海军6艘战舰赴日实施威慑,但并没有吓住日本对中国动武的企图。相反,大大激发了日本海军赶超北洋海军的强烈欲望。一时间,建设一支足以打败北洋舰队的海军,成为日本上下一致努力的方向。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拥有了各种舰船33艘,总排水量63738吨,终于赶上并超过了北洋海军。

日本军国主义早已磨刀霍霍,而昏庸的清政府却依然沉醉在歌舞升平的迷梦之中。为了给慈禧太后准备60大寿,从1886年修葺圆明园开始,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清政府挪用海军经费达750万两。这严重影响了海防建设,北洋海军从成军的1888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没有添置一艘军舰。慈禧继承了清朝历代统治者把中国视为天朝上国的观念,对待日本一向用蔑视的眼光看作“蕞尔小邦”,觉得这个“小日本”在大清帝国面前成不了什么气候。

清政府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缺乏必要的准备。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5天,李鸿章致电驻朝的清军将领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争,我不先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日本侵略者发动侵略战争,并不需要什么借口,也不会考虑是否理屈。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牙山湾丰岛海面,向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军舰突然开炮袭击。4天后,日本陆军又在成欢驿袭击从牙山撤退的清军。战争就这样爆发了。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一幕幕悲剧很快就呈现在中国人面前:日军进攻平壤,除左宝贵、聂士成等部进行过英勇抵抗外,其他各部清军大多不战而溃;日军占领旅顺后,连续4天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约2万人;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与日本舰队展开激战,邓世昌等爱国将领英勇杀敌,壮烈殉国,双方舰队都遭重创;1895年2月17日,北洋舰队在威海卫港被日本舰队全歼。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日军向威海卫发起进攻时,清政府遣使赴日乞和。日方认为中国派出的谈判大臣级别不高而拒绝,最后只得改派李鸿章赴日本马关,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马关的春帆楼谈判。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署了《中日讲和条约》,通常称为《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附属各岛屿给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人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等等。不久,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不得不取消割取辽东半岛一款,但又增加中国赔款3000万两。

为什么说此时的中国人真正被打醒

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和政治变革思潮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马关条约》使举国上下倍感耻辱。1895年5月3日,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批准书上盖了玉玺,正式批准了这一条约。光绪皇帝慨叹道:“台湾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当时,在场的众大臣无不痛哭失声。许多学者指责李鸿章父子卖国自保。数百名汇聚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子几次联名上书清廷,请求废除条约、迁都内地,继续战斗。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回忆说:“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了,李鸿章的卖国贼面目彻底暴露了。广大人民都反对投降派,反对李鸿章,欲食其肉而后快。当时正在北京会试的各省学子也纷纷集会、请愿,康有为即曾联络其中一千余人,举行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图强。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但它决不能容忍别人对她的肆意侮辱和欺凌,一旦认识到存在的严重民族危机,便会奋起前行。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所说:“如果用短近的眼光来看,甲午战争对中国似乎只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但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屈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促人们猛醒,发愤图强,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1895年,严复发表《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他在甲午战后还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民族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理论根据。

1898年,康有为在保国会发表演讲,把民族意识表述得淋漓尽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康有为、梁启超寄希望于维新变法实现救亡图存,但这次爱国救亡运动很快就失败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不仅暴露了资产阶级维新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实现民族复兴是根本不可能的。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这次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发展出路。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继续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传播。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进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伟大斗争。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在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很有必要牢记甲午战争留下的深刻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独立自主、艰苦创业的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让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遭受战争之苦。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新华社 资料图 图片编辑:项建英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题图: 山东威海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内展现的黄海大海战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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