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生到结婚搬离，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居住在十六铺小东门的一幢假三层二楼的街面房子里，推窗而岀，就是人民路。房子的底层开了爿烟纸店，出售肥皂草纸、香烟啤酒、针线纽扣等近百样日常杂货用品，夏天还兼售冷饮瓜果。记忆中周边类似的小烟纸店不下二三家，但因地处老城厢居民密集区，生意还很不错。

我祖父母从宁波乡下来上海觅生活，先在十六铺码头摆水果出摊，几年后在码头对面“顶下”房子开了水果店，后就在不远的人民路租了这幢住宅，让一大家子安顿下来，并在底层开了家烟纸店。

从我有记忆起，烟纸店的门面是一个九十度直角的柜台，临街柜台是玻璃的，柜面斜放着几排大口玻璃瓶，瓶里盛放着五彩弹子糖与各式蜜饯，柜内则展示着各式商品，内侧柜台是木制的，柜面上堆满了商品，木柜台临街一头，放着一架黑色的拨盘电话，打一次收四分洋钿。柜台右边形成一条走廊，供楼内人进出。

烟纸店的后面是开放式的，连接着客堂、厨房。厨房里放着几只煤球炉子，一到烧饭炒菜时间，油烟与菜香就穿过店堂，在烟纸店前飘散。烟纸店的后门是一条窄窄的弄堂，放置着一排水斗，供人洗涮，弄堂一直通向旁边的高桥路。

我记事时，烟纸店已收归集体，我二伯母与先前的雇工成了小店的营业员。雇工以进货为主，二伯母则主要照看店面。

由于这种前店后住家业态的形成，很难严格分淸店与家之间的物理界线，二伯母常常一边在厨房炒菜，一边跑到店里接待顾客。我们楼里的一些孩子们，也时常聚在柜台内外聊天，有时还会帮着做些生意，收进的钞票就扔在柜台的抽屉里，好像也没发生过少钱的事情。

那时我们人小，记得除了偶尔帮忙接待顾客外，做得较多的事情是做些辅助性工作。一个是帮助数草纸。当时草纸的包装是一大扎，不象现在一刀一刀的，而且起买点很低，几分钱就可买，我们就把草纸十张一叠叠好。还有就是切肥皂。把一条一条的肥皂切成一块一块的，堆在那儿晾干。最起劲的是帮忙贮藏物品。小店后面的堂屋地下有个贮藏洞，放置店内一些需低温保存的东西，每当需要取东西放东西的时候，我们总特别兴奋的围在洞口，帮助拿东西，递东西。在我们当时的眼光里，那就是个神奇的洞。

烟纸店早晚要缷装又高又厚的牌门板，牌门板很重，我们拿不动，也帮不上忙，但牌门板下边有一条缝隙，很窄很窄的，顾客买东西时不小心会有些硬帀掉进去，一分二分的，掉下去后，看不清也拿不出来，只能自认倒霉。我们发现这个秘密后，别提多高兴了，就用二根铁丝，伸进夹缝里，夹住硬币后，慢慢提升上来，有时提到一半又掉了下去，不过每次屏住气，小心翼翼，总会有几分钱的收获。有时运气好，能夹个五分钱的硬币上来，那真是“发财”了！夹了钱后，就在烟纸店买了盐金枣、橄榄、弹子糖等蜜饯糖果，大家分而食之。

烟纸店开在街边，不仅仅是购买商品，方便日常生活的场所，而且也成了重要的社交中心。弄堂里及附近的居民来购物之余，总会聚在一起聊会天；派出所的民警下社区，也总在柜台旁与大家一起交流民情，连家访的老师，也常常站在柜台边，与家长们沟通学生的学习与在班上的表现。民警与老师来得多了，相互熟悉了，谈得兴起时，还会抬起头来，与二层阁楼上，倚在窗前的老祖母“隔空”聊上几句，常常说得老人家开心的哈哈大笑。

住在烟纸店的楼上，烟纸店似乎已与我们的生活连成了一体。冬天下雪天，我们会坐在店内的高櫈上，捧着灌满热水的盐水瓶，隔着烟纸店的落地玻璃橱窗，看路上的行人缩着头颈匆匆走过；夏天暑热，我们一边啃着母亲刚刚分给我们的一小块黄金瓜，一边围着店前放着的一大筺西瓜，大声帮着吆喝；平时遇到急事，我们走下楼梯，拿起柜台上的电话，就能随时与对方通话，像后来拥有自己的私人电话一样。

后来，随着城市建设与商业业态的升级发展，烟纸店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最终，楼下的烟纸店也撤走了，二伯母也去了女儿家养颐天年。烟纸店的原址，一座现代化的复星艺术中心拔地而起，成了上海的新地标之一，但楼下那爿烟纸店，却始终藏在我心中，成了童年生活难以忘怀的记忆。

一想起烟纸店，我就永远不会忘记这样的情景：我在老祖母的阁楼里听她讲老底子的故事，烟纸店上方，彩色玻璃上写着的“永昌烟号”四个斗大的颜体字，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出橙红色的斑驳，映在老祖母布满皱纹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