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季节，连续参加了两场婚礼。不同的酒店，相似的程式，隆重的场面，热闹的氛围，充满喜庆仪式感。面对酷炫的婚礼和满桌佳肴美酒，过去年代那些吃喜酒的场景，不断在我脑海闪现——

记忆中第一次参加婚礼，是在1964年春节。在苏北东台某机械厂工作的舅舅回无锡完婚，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乘火车赶去吃喜酒。无锡东门外槐古新村姑婆家三居室的房间内，挤满了来吃喜酒的亲朋，吃了什么好小菜记不清了，但闹新房的喧哗声似乎还依稀在耳畔。

第一次以大人身份参加婚礼，是在1974年。母亲同事的儿子大陆——一位六七届初中毕业后分配在某国营小饭店工作的厨师，与从市郊农场上调到公安工作的女交警结婚。当时还没有去饭店办婚礼的条件，喜酒是在自己家里办的。得益于在饭店工作的优势，大陆的酒席很丰盛，有冷盘、热炒，还有全鸡全鸭等大菜，其中上的炸猪排、拔丝苹果等，在那时还是很稀罕的菜。计划经济年代，物资比较匮乏，很多副食品还要凭票供应，要凑齐这七八桌喜酒的食材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我那时被分配在小菜场工作，为大陆采购食材提供了不少方便，因此受请成了婚礼上的吃客。

以后，亲朋中的“老三届”们相继完婚，喜酒基本上也都是在家里举办。筹备婚礼，采购食材是第一要务。大喜的日子，家门口生起硕大的煤炉，请来会烧菜的亲朋，借用邻居家房间、桌椅乃至锅碗瓢盆。开席时，宾客们分散在各邻居家厅堂豪吃海喝，场面也是蛮热闹的。那时的弄堂里，一家办喜事，家家开宴席，邻居间互帮互助也是很温馨的。

不过，在自己家办喜酒，尤其是要办好多桌，在购物不容易、烧洗不方便、住房不宽敞的年代，忙人、累人、烦人，也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办法的人家开始借用单位食堂办喜酒。自己准备好食材酒水，趁某单位厂休日，把食堂借下来，烧煮吃喝，比起在家里操办酒席，场所宽敞了，感觉也好。我的好几位同事都是这样办的婚礼。考究点的人家，还用彩纸彩带把食堂的饭厅“打扮”一下，增添一份喜庆色彩。

上世纪八十年代，条件稍许好点的年轻人开始上饭店办婚礼了。那年，同事小蒋在西藏北路鸿雁饭店举行婚礼，我是第一次携女友去吃喜酒，印象也是深刻：每桌酒席八个冷盆、八道热炒，外加全鸡全鸭红烧蹄髈松鼠黄鱼四道大菜，宾客吃得非常满意，价格是每桌35元人民币。不过，当时上海能办喜酒的饭店并不多，老闸北地区有点“腔调”的饭店更少，要办喜酒的新人们只能把目标锁定在南京路、四川路、福州路、淮海路和城隍庙那些“老字号”饭店，“挤”得这些饭店生意火爆，要提前好几个月预订。又过几年，同龄人相继结婚，在这些“老字号”办喜酒成为常态，我也因此在那几年里先后光顾了多家上海老饭店，品赏到各帮菜肴的美味。当然，我也未能免俗，结婚时在福州路“大鸿运”办了10桌酒席，每桌60元人民币。母亲结账时，加上酒水一共670多元，回来对我说，“还好，不是很贵”！事后想想，这可是我当时一年的工资收入啊！

再下一轮频繁吃“喜酒”，已是世纪交替之时了。单位里一批70后小伙伴相继进入婚期。不过，此时的喜酒已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是一个档次了，传统“老字号”饭店已不能满足新人们办婚礼的要求，办喜酒普遍选择大宾馆。“喜酒”的称呼也变成了“婚宴”，桌数也更多了。在“吃已经不是主要的”年代，人们开始注重婚庆的氛围和品味了。

等到80后们步入婚姻殿堂时，婚宴开始进入豪华年代。婚庆公司应运而生，专门举办婚礼的婚庆会所也相继出现，结婚程式也越来越复杂。婚礼大厅不仅有主席台，还要有专用的T台，专职司仪、贵人证婚、双亲亮相致辞、新人答谢以及求婚戴钻戒、开香槟、切蛋糕、喝交杯酒等一项都不能少。有的婚礼更是如同时装秀、音乐秀、灯光秀、综艺秀。虽然“吃”更不是主要之事，但食材高档化、菜肴精致化也是必不可少，“面子”还是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城隍庙绿波廊办喜酒的老同学阿东，时隔20多年，将复旦大学毕业的女儿女婿的婚宴办到了浦东“香格里拉”大宴会厅，也算是腔调十足了。

结婚乃人生大事，条件许可，把婚事办得隆重甚至豪华一点，亦无可厚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婚礼的从简至繁，也是百姓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体现。我不知今后00后、10后的婚礼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但我真心希望我们的后代越来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