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纪连海说的段子：乾隆的宠臣和珅爱读《红楼梦》，并且每天向太后请安时，悄悄为太后说上一段《红楼梦》故事。太后只听了几段即被“秒杀”，叫和珅把书献上来。和珅为难，说这书是禁书，须得皇上“恩准”。乾隆不敢违拗太后，命和珅“延人”（恐怕就是高鹗）将书改写，去除里面的“碍语”，于是《红楼梦》弛禁。

这事大约源自周汝昌先生的《全璧的背后》。对这段传奇，学界似有些不认同，但以周先生严谨的考证风格看，我想不会是空穴来风，还是有些依据的吧。倘若真有其事，说明当时从皇族到士林，无不爱读红楼梦。时人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可见当时读红楼梦，已然成风。

《红楼梦》好，但有人读之过于痴迷，甚至把自己代入角色，这就容易“出状况”了。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惙时，父母以是书贻祸，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玉！’遂死。”女子把自己当作书中人物，她的灵魂已与黛玉融为一体了，奈何（类似的事件，当代也曾发生）！

《红楼梦》的“杀伤力”太强，以致封建卫道者也震怒了，他们斥《红楼梦》为“淫”。陈其元在上书中还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处处描摹痴男女性情，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在他们看来，《红楼梦》手段高明，移人性情，惑乱人心，“杀人不见血”。既然它有如此强大的功能，腐儒们有人异想天开，主张“聚此淫书，移往海外，以答其鸦片流毒之意”，即把红楼梦送到海外，迷乱洋人，以回敬其用鸦片毒害中国人之举。可笑乎？

桐城派文人姚鼐更是忌讳《红楼梦》，据甘熙的《白下琐言》：一次姚鼐应邀赴宴，入座，忽见筷子刻有袭人、晴雯、宝钗、黛玉等的名字，顿时勃然大怒曰：“此何等人物，居然与吾同席！”罢席，拂袖而去，可见对《红楼梦》反感、仇视之深（一说，他对扇骨上刻大观园人名“最厌之”）。

但近现代历史上的名人几乎没有不爱《红楼梦》的，其中不少人高屋建瓴地予以点评，肯定《红楼梦》积极的社会功效和杰出的、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以致让《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学问，后人研习不尽。《红楼梦》不是几个大官名仕所能骂倒的。读《红楼梦》，当爱而不痴，既不坠情其中，也不应因其感染力太强，视若洪水猛兽。

当年读《红楼梦》最放得开的，当是黄钧宰在其《金壶墨浪》中所记写的法号叫为山的和尚。为山虽身为僧人，也喜读《红楼梦》，且胸襟坦荡。黄钧宰知其有是书，一次去看他，以为他一定会将书藏起，因为书里描写闺中风月、儿女私情，作为和尚，读之是有违清规的，至少是不当的。但为山当着朋友的面，并不掩藏，论起书来，谈笑自若，毫无愧色。黄钧宰很有感触，发了一通议论：“雪芹作此书，原与天下能作和尚者读，不与凡夫俗子读也。能读《红楼梦》乃真和尚，读《红楼梦》见人能不掩藏，乃是绝好和尚。”

《红楼梦》是曹雪芹“十年心血十年泪”（按张爱玲评说，乃是“一生”）铸成的巨著，是他坐了从大富大贵到贫病交迫的过山车的生活观照，是他洞察人生和人性之后的彻悟，其真切动人的情感贯穿全书，人们为其中曲折回环的故事所吸引，被其中缠绵纠葛的爱情所感染，也是当然的反应。

200年后，《红楼梦》对今人的感染力度依然不减，竟也有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者。据说87版电视剧中，贾瑞的一位扮演者也如前述某“贾人女”一样，自幼读“红楼”，以至于后来常以宝玉自居，长成后仍然陶醉在宝玉的世界里。当年在剧组的时候，曾追求女主角扮演者而不得，拍完戏后，一直都没有从红楼梦中走出来，痴迷、渴念、病魇，不幸33岁便去世了。这事广为人知，也引人慨叹。

当我们得知陈晓旭入身空门、并且不久便因病圆寂，都会忍不住叹惜、哀婉，不少人痛哭失声：“世上再无林妹妹！”这种强烈的情感，都是因《红楼梦》而起的，由书及剧，由剧及人。现实情形，未必如小说，“代入感”而已。

《红楼梦》是有史以来最耐读的小说（没有之一），其感染力超乎时代，其艺术魅力长存，其话题性常在，大概与它对于各时代人们生活与情感世界的影响——所谓“书外的杀伤力”，不无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