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 1958年1月出生，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副部长级）。出版《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法国近代哲学史》《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等10余部专著和文集，主编《西方哲学史》，主持翻译《劳特利奇哲学史》《法国哲学史》《牛津西方哲学简史》等。

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一项重要内容。

从哲学殿堂到对外交流，从国民教育到干部培训，从行政管理到党史研究……冯俊一路走来、一路创新，始终不变的是“实事求是”的追求和品格。

【从武汉到北京，经历名师的教诲与熏陶】

1977年，在农村生产队、水库工地和县城里工作了3年多，平常“喜欢看书和写点东西”的冯俊参加了高考，成为恢复高考第一届大学生。原来的文艺青年从此迈入了哲学的王国。

硕士阶段，冯俊的导师是哲学史专家陈修斋和杨祖陶。陈先生鼓励学生，要在专业上敢于同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不是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底，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而是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博士阶段，冯俊先后成为庞景仁、王玖兴和苗力田这三位名师的弟子。主持翻译10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的苗先生告诫弟子，哲学是对智慧的无尽追求，很可能最终没有结果。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可以让人站在千百年智慧积叠的高峰上观景、瞭望。

从武汉到北京，从马列理论到欧洲哲学史……凭着这样一股勇气、一种锐气，冯俊坚定地求知爱智、砥砺前行。

解放周末：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为何选择哲学这一看似“冷门”的专业？

冯俊：当时的实际情况，跟现在想象的并不一样。那个时候，文科学科没有这么丰富，法律、应用经济学之类的专业很少，文史哲反倒是“显学”。我从小就对理论有兴趣，觉得文学、历史都挺好，但哲学更引人思考、更讲求思辨，钻研下去更有“挖头”。

我是1978年初进入大学校园的。伴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竞相涌入，大学里掀起了“萨特热”“尼采热”等。

当然，追流行和做学问是两回事。哲学不好学，西方哲学更不好学。苗力田先生要求我们掌握“三门活语言、两门死语言”，两门死语言就是希腊语、拉丁语，三门活语言就是英语、法语、德语。他说，把这五门语言学好了，把哲学家的原著读好了，你才可以写文章。

苗先生的这个要求，想达到很难。严格来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先天的不足，小时候就没怎么学外语。我学外语主要是上大学之后开始的，还算有点学语言的天赋，但离苗老师的标准还差很远。西方哲学的很多经典原著，如康德、黑格尔的书，常人看来像读天书一样难懂。没有对哲学强烈的兴趣、没有一种意志和毅力，是很难读下去的。所以，选择西方哲学，就是选择了吃苦，选择了学术之路。

解放周末：象牙塔内的潜心读书时光，是不是给以后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冯俊：在武汉大学，陈修斋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时就说，学哲学就要有一辈子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要把做好学问视为天职。这些理念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尽管做了很多行政工作，但学问从来就没丢也不敢丢。

在人民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的第一位导师是庞景仁先生，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都是他翻译的。他1942年拿到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欧洲任教，1946年回国做教授，是中国第一批能够招收博士的导师。庞先生的语言能力特别强，英语、德语、法语精通，还懂梵文、日文。他对学生非常严格，为的是督促我们打好基础。要我们看的书，他都亲自到北京图书馆去借，而且会先看一遍。

解放周末：苗力田先生是个怎样的人？

冯俊： 庞景仁先生去世后，王玖兴先生和苗力田先生负责指导我的博士论文。王先生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在我博士学习的最后一年即1987年，苗先生的博士生导师资格也批准下来了，所以我算是在他手上毕业的第一个博士。苗先生当时是教研室主任，对我挺欣赏，就让我留校工作。

在苗先生身边工作的那些年，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热爱哲学、重视教育、珍爱学生的人。他认为，哲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智慧。哲学史研究必须以材料为根本，要让材料自己说话。

苗先生还有个近乎苛刻的观念：治思想史者，50岁之前只是打基础。在这个阶段，要“多读、多想、少写”，要耐得住寂寞，下笔要慎重。

【脱离时代、脱离人民，这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1994年，冯俊受国家公派，去英国牛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按照规定，他需要找一位联系导师。这样一个人，既要研究英国哲学，又要懂法国哲学，还要有些熟悉中国哲学。

翻阅牛津大学哲学系100多名教师的资料后，冯俊找上了阿兰•蒙特费奥里（Alan Montefiore）。

“蒙特费奥里先生具有多元文化视野，又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还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冯俊回忆，在牛津的这段访学，听过贝尔纳•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等一批大家名家的课，让自己经历了一次哲学理论的深度洗礼，也见识了哲学家应该具有的品质。

解放周末：在牛津大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冯俊：在牛津的一年时间里，差不多听了20门课。那里还有个哲学学会，每个月基本上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我开阔了眼界，开始认真思考哲学家应该要有怎样的品质。

一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希腊文philosophia、英文philosophy一词，我们翻译为“哲学”，本意就是“爱智慧、追求智慧”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爱智慧就要为了知而求知，不要有功利目的，不要太讲个人得失，不被其他利益所左右。从古至今，这个精神是不变的，是优秀哲学家的共同品格。

二要实事求是。尤其是，要原原本本地读原著、悟原理，这是基本功。我后来跟我的博士生说，写论文要搞清楚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研究的对象，或者是某个哲学家、或者是某一本著作，本身是怎么说的？你要搞得很熟很透。第二个就是别人读了这些哲学家的这些书之后有什么看法？哲学家的思想出来之后，同时代的人以及其他哲学家甚至后面很多不同流派的哲学家、研究者， 对他的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也要梳理清楚。第三个才是你怎么看这个哲学家的观点以及其他人的观点，继而提出你自己的见解和新观点。

三要眼界开阔，具有把世界看透的能力。普通人可能想些具体的事情就行，但哲学家要想大事，要往全局去想、往远处去想。哲学家从来都不是狭隘的、封闭的，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辩证法。

四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哲学表面上看没多大用处，但其实是“无用之大用”，是对未来社会、未来生活的先知。哲学家跟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太一样，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但哲学家更抽象思辨，既要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又要有一种批判性思维。

现在有些哲学研究者喜欢孤芳自赏，只研究很小的问题，研究个人的感受，而不关注他人、不关注社会，脱离时代、脱离人民，这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解放周末：从世界范围来看，哲学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冯俊：我的一个感觉是，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跟以前是很不一样的。

在18、19世纪，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对国家乃至世界都发挥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引领、指导作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化，哲学的学科、流派也在不断分化。尤其是经历了反形而上潮流之后，人们不太喜欢讲宏大叙事，而开始把哲学具体化、技术化、应用化，往零散、碎片的角度去发展。由此，哲学就变成了一种语言分析、概念分析，变成对传统哲学观念的解构，变成知识分子的个人体验以及对社会现象的简单批判。

解放周末：“哲学已死”的说法也许言过其实，但“哲学无用”一说似乎颇为流行？

冯俊：对于哲学的功用，不同的时代是有着不同理解，不能一概而论。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就是为了知而求知，而不是因为学了哲学后可以去赚钱、可以去当官。如果掺杂了功利目的，把它当成敲门砖或者一个手段，就不纯粹了。

既然没有任何功利目的，那就无需问哲学有什么用。你要问有什么用，就俗气了。所以，古希腊哲学家很坦然地把哲学叫作“无用之学”。

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喜欢观天象。有一天。他在观天象的时候，不小心一脚掉到水井里。女仆笑话他：“眼睛老看着天上，忘记了脚下，路都走不稳了。”

泰勒斯夜观天象、仰望星空，表明哲学家关注的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总规律、大道理，是一种远大的抱负。后来，康德进一步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讲，我头顶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这两个是我最敬畏、最敬仰的。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后话：泰勒斯通过仰望星空、观测天象，预测到第二年橄榄要大丰收。于是，他把所有榨橄榄油的油坊和机器都包了下来。后来，橄榄果然大丰收，人们都需要榨橄榄油。于是，“占得先机”的泰勒斯大赚了一笔。泰勒斯并不是个财迷，他只是想告诉世人，哲学家真要讲功用，是讲得过普通人的。金钱是有价的，但知识是无价的。

不过，到了近代欧洲，比如笛卡尔和培根，他们就讲哲学是有用的。笛卡尔把哲学描绘成“人类知识之树”。第一哲学，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部分，是树根；物理学，也就是现在关于自然界各种基本规律的学问，是树干；各门具体科学是树枝，果实是结在树枝上，最后我们都要到树枝上去收获智慧之果。

比如，机械学创造各种机器是为了减轻体力的负担，医学则是为了让人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伦理学则是让人做有道德的人、有精神修养的人。所以说，搞哲学是要有用的，是要摘果实的。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并为人类谋幸福的力量。在这里，求知爱智也是有用的。

【不能有“帽子”的是人才、没“帽子”的就不是人才】

1995年，37岁的冯俊成为人大哲学系最年轻的正教授。第二年，组织上又安排他到校部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几年后，冯俊成为人民大学副校长。在担任副校长的近8年时间里，他先后分管过国际交流、本科教学、人文学科和国际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学报和期刊社、出版社等工作，还是党委常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并兼任人大哲学院首任院长。

在主管国际交流工作期间，学校与世界上100多所大学建立校际关系，每月都有世界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平均每星期有一次国际或多边、双边的学术研讨会，学子们成为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现在的年轻人，好学、睿智、机敏，具有良好的专业功底、娴熟的英语表达，这都让人倍感骄傲。”冯俊如是感言。

解放周末：从您的观察来看，中西方大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冯俊：无论是西方传统，还是中国的传统，大学肯定都是做大学问的地方，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这是一个根本的功能。

西方的大学经历过了好几个阶段，工业革命之后，像德国的洪堡大学，除了教书育人之外，还特别强调科学研究，注重教学、科研的统一；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像美国的很多州立大学，还要求学校得有社会服务，要为周围居民上学提供方便、提供服务，还要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建设。

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有10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大学撤销合并，重新变成综合性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有很大程度的进步，许多大学正在朝着“双一流”的目标迈进。

但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现在我们的大学也出现了一些“顽瘴痼疾”。

例如，在教学科研的考评上，唯西方的马首是瞻，出现了一种越来越西方化的倾向。很多大学十分看重在西方排行榜上的排名，在人文社科领域，很多高校关注的是，老师在西方哪个权威杂志上发表了多少文章。引进“洋博士”的时候，工资也是一个个谈下来的——你在哪个大学毕业，在国外权威杂志发了三篇文章，就给你25万；学校名气差一点，刊登文章的杂志层次低一点，就给18万。一些高校的历史学专业、中国史专业，竟然也必须要“洋博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病。

还有一个量化考核的问题。每一篇文章都要看被引的次数有多少、影响因子是多少。研究中国社会、中国经济问题，你对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发挥不了作用，没有任何影响，西方社会的影响因子再高又有什么实际意义？研究中国，还是得对中国有贡献！

另外，在很多场合，都要问你是不是“某某学者”，是不是“某某人才”。好像有头衔和帽子的才是人才，没有帽子就不是人才。真正安心做学问的，板凳一坐十年冷，没有什么特别的头衔，你就能什么待遇、什么津贴都不向他们倾斜吗？说不定他们当中一些人会出更好的成果、做出更大的学问。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当然有国际通行的标准，但不能将其绝对化。归根结底，还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服务的角度出发。

【理论走入误区，就容易走错路，容易丧失精气神】

2008年7月，冯俊从北京来到上海，担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如果说井冈山和延安两所干部学院侧重于重温党的历史、增强理想信念，那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除了进行革命传统、红色基因的教育外，更要强调“向前看、向外看”，提高领导干部的改革开放意识和现代化建设本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这是一个讲改革开放的地方。”冯俊意识到，不仅要给中国干部讲与时俱进的理念、讲不同地区的改革开放经验，而且要肩负起向外国学员讲好中国国情、讲好上海最新发展的责任。

为此，他先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词典》（中文简体和繁体字版、英文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纲》、《中国故事丛书》（10种，中英文版）、《中浦院书系》（50余本）等。

在沪工作7年半，冯俊又回到北京，走进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这一转变，他的概括是“三个没有变，两个用得上”。

最近，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他的《学习新思想》一书，体现了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学习和理解。

时代在发展，思考不停歇……

 解放周末：从“国民教育”到“干部培训”，中间的转换难吗？

冯俊：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既跨行业又跨地区。

我做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另一个是干一行就要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要么就不干，要干就把它干好。

我是高中毕业后回乡当农民，当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水库工地民兵连长，后来在县供销社、县财贸办工室工作。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工作，磨砺了锲而不舍的精神。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风格和特点。

同时，搞哲学的人去搞干部教育，还是有一些理论优势的。而在大学期间，马列原著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恰恰啃得很深、很细，这对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更重要的是，按照中央的办学要求，我们要把学校办出特色，既要有一般党校、行政学院的共性，又得有中浦院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具有不可替代性。否则，全国党校两三千家，多一家少一家是不是无所谓了？

中浦院的特色，一个是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改革开放的故事，让全国的领导干部来学上海、学长三角是怎么搞改革开放的、怎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另一个就是国际化，跟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就是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我离开上海之前，学院一共给130多个国家、50多个外国政党培训过众多党派领袖、政府官员。我们收集了外国学员的“百问”，都逐一进行解答，讲完了还要跟外国人交流。

解放周末：从中浦院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您又有什么感触？

冯俊：从中浦院到中央党史研究室，我觉得可以用“三个没有变，两个用得上”来概括——

“三个没有变”是，党校和干部学院姓党，党史也姓党，坚持党性原则没有变；向党中央看齐没有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没有变。

“两个用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用来总结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浦院是讲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现在搞党史研究是对改革开放进行理论提升和历史总结，以往的积累都能用得上。

解放周末：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一个重要内容。在您看来，怎样才能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冯俊：守初心、担使命，首先得了解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到哪去了解初心和使命呢？显然，我们需要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随着经历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老一辈慢慢的离去，年轻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的党员干部对党史知道得不多不细，党史、新中国史这个学科越来越需要、越来越重要，党史和文献工作者的责任更加重大，尤为需要把党史、新中国史记录好、编写好、宣传教育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过头来看，历史性的考试我们考出了好成绩，为长期执政积累了经验，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出来了。总结历史经验，我有几点感受：

第一个就是，70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地使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这是我们成功的一大秘诀。为什么苏联垮下去了？列宁、斯大林有自己的理论，但苏联后面就没有新的、正确的理论了。理论走入误区，就很容易走错路、丧失精气神。

第二个就是，70年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当今世界，哪个政党敢说要让所有人脱贫？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哪个党敢这么说？即使有敢说的，也没有能力真正这么做。

第三个就是，70年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当然，我们要开放包容，要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但最终还是要扎根中国大地、回到独立自主上来。

党史、新中国史，我们知道的越多、学得越深，就越能感觉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