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夜，复旦大学纳凉晚会。男生女生在草地上围坐一圈，几对在中央跳着舞，夜色中白衣飘飘，笑容灿烂……

类似的画面，我们仍能在今天的复旦校园里捕捉到。而我手中的黑白照片，出自68年前的《解放日报》——

那是1951年，在大学生参加军事干校热潮中，不少人因体检不合格而被淘汰，复旦大学为此加强体育活动，开设集体舞就是项目之一。学生们为丰富集体舞的形式进行了再创造，比如轻快的乌克兰舞、有劲的苏联红军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舞、抗美援朝舞……

这群风华正茂的青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即使那时只有18岁，今天也已86岁了。

要找到他们并非易事，我把照片发给了复旦宣传部、校友会、老干部处和退管委，请帮忙打听，始终没有进展。线索断了几周，宣传部又打来电话，历史学系有位老教授，名叫余子道，1951年正在复旦念书，或许他记得当时草坪上的故事。

轰炸机阴影下的集体舞

余老先生今年88岁，至今仍每天工作10小时，还经常在校内外主持课题讨论。我按约定时间去历史学系找他，走到办公室门外就听到他清亮的声音传来。

1949年10月，18岁的余子道从宁波老家来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念书，成为了解放后复旦大学招录的首批大学生。毕业后，他留校工作，从未离开过复旦校园。

当我把老照片递给他时，老人的记忆盒子一下被打开了。

“集体舞是当时最普遍的一种校园文化活动，受苏联文化的影响，几乎每次青年团活动都跳。”余子道介绍，因为没有大的室内场地，跳舞地点大多在复旦燕园旁、当时新闻馆前的草地，或是登辉堂前的大草坪。同学们围坐一圈，拍手唱歌、手风琴伴奏，最常跳的是《喀秋莎》。

上世纪50年代初，没有手机、电脑，大学生活照样丰富多彩，有歌咏比赛、板报比赛，篮球和排球比赛、读书会、朗诵会，登辉堂每周播放好几场苏联电影……扭秧歌作为解放军文工团带来的新文艺，在大学生群体里也相当流行，校学生会专门组织了一个秧歌队。

但余子道说，看似欢快愉悦的大学校园其实仍未摆脱战争阴影。上海宣告解放后一段时间，周边很多岛屿仍被敌军控制。

49级新生入学后的大约一年里，学校上空还不时盘旋从浙江舟山飞来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但复旦师生并没有被头顶的枪炮声吓倒。1950年2月，学校一度因轰炸断水断电，便给每个学生宿舍发墨水瓶和灯芯，点煤油灯照明，还发动学生们挖井取水。

1950年5月某夜，国民党飞机又来轰炸，我地面部队的高射炮对空开火。“我们都跑出来看，看到敌机被击中，整个学校欢声雷动，同学们在宿舍外面跳舞、唱歌、欢呼。那可是轰炸上海的国民党飞机第一次被打下来！”余子道对此印象极深。

宁波农家子弟圆大学梦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全国大学生只有11.7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0.26%。当时青年能上大学的本就凤毛麟角。出身贫寒的余子道，家里三代务农，父亲在他16岁时过世，母亲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解放前，他在杭州念高中，还没毕业就经地下党介绍参加了浙东地区的游击队，接着又跟随南下的解放军会师后参加接管了宁波城。

在当时，高中生已算是高学历人才。余子道本可留在宁波军管委公安部工作，成为一名公安干部。但他一心想念书，听说上海招考大学生后，立刻奔来投考。

那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解放后第一次举行大专院校统一招生考试，招生学校包括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等8所学校。在1949年9月《解放日报》刊登的新生录取名单中，余子道找到自己的名字时，几乎不敢相信。

“从外地农村到上海复旦读书是破天荒的事情！我们村方圆20公里，我估计自己是唯一考出来的大学生。”余子道后来得知，自己之所以能考上，是因为在军管委工作期间接触过不少党中央文件，政治科目考了近乎满分，弥补了理科成绩的不足。

与他同时进入复旦的学生大都来自上海本地，普遍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全校学生人数加起来不过2000人左右。

“我本来是没条件读大学的，更不可能在上海生活。我能上大学，全是靠助学金。”余子道感慨，国家那时已开始支持经济条件差的学生上大学，只要考试成绩符合录取条件，学校就收。他几乎是全班最贫困的学生，学费、生活费被全部免除，就连过冬的棉衣也是学校发的。

就这样，在几乎没掏一分钱的情况下，余子道顺利读完了大学。

新中国新上海新复旦

新中国初期的复旦大学，焕发着一派新气象。“就像毛主席说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余子道记得，那时学生一周上6天课，每天早晨7时还要集合跑步做操。

1949年11月12日的《解放日报》记录了当时的校园氛围：“复旦大学在解放后第一学期开始上课三星期以来，全校同学在新的学生会领导下和新的学习观点的指导下，学习上显然是有了很大的转变。整个校园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气氛，这种蓬勃的气象是以前所未见过的。图书馆、参考室、阅览室等场合，以往本是考试前‘抱佛脚’的所在，现在经常挤满了同学，连阅报的地方都有人在自修。据图书馆管理员的约略统计，本学期来借书的数字增加了百分之十。上社会发展史时，听课人数竟激增至一千余人，把偌大的登辉堂坐得满满的……”

随着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浪潮的到来，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大学生群体愈发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余子道读书期间，正值上海解放初期，校内先后离校参加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学生达到1200余人。除了大部分参加军事干校，成为人民解放军，奔赴西南和华南，还有一部分被派往上海军管会和人民政府，进入党政军机关工作。

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提出，要对高校毕业生实行有计划的统筹分配。

“分配面向全国，特别侧重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因为那里更需要我们。这对于我没什么困难，因为我本来就是农村出身，更不用说早就立志报效祖国。我身边的同学也都不留恋大城市，希望到大西南、大西北，去更广阔的世界锻炼！我们有这种气概。”余子道说。

1952年，由于国家急缺人才，政务院发出指令，全国的大三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同时毕业。复旦新闻系的这两届学生全部被分配至新华社，培训两月后，被分到全国各分社及新闻单位工作。让余子道略感遗憾的是，已打包好行囊准备去北京报到的他，最后被学校党组织留了下来。

“不管被分到哪里，都要发挥作用。我给自己树立了目标：做一个德才兼备的新中国建设者，一个脚踏实地的教育工作者。我一生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采访结束，余老师和我一同走回曾经跳舞的草坪留影。又是一年毕业季，身着学位服的学生们与我们擦肩而过，再过不久，他们就将奔赴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用青春丈量大地，用知识回报祖国。他们或许不知，眼前这位老者，也曾与他们一样。

“我要争取为复旦工作到90岁。”重新站在草坪的中央，余子道举起了老照片，对着镜头微笑说道，一如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

如今的余子道与当年的老照片合影。本报见习记者 司占伟 摄

老照片出自《解放日报》资料图片：1951年7月20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纳凉晚会上，男女青年欢笑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