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横空出世，以用心还原唐代风貌而赢得热度和普遍赞誉。“叉手礼”“圣人”“子午簪”“大荒落”等古代细节让观众觉得新奇有趣，服化道也颇精美考究，如此种种，都让人觉得，这是部耐看的剧。然而，耐看和好看其实是两回事，剧情播到现在，闪光点不少，但仍有不少观众觉得无法投入剧情。《长安十二时辰》虚构了一个发生在天宝三载上元节前夕的“反恐”故事，坦白说，我对这样的故事主线并不感兴趣，由于剧情铺得过长，加上各种穿插、闪回，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式的手法，使得该剧并没有“三一律”式的紧迫感。吸引我的反而是剧中的一些片段，比如张小敬让人垂涎三尺的长安“吃播”，许鹤子的花车演唱会，这些古代的“梗”埋在剧情中，时不时地冒出来“萌”人一下，像是在读古人笔记小说，可作伏天消夏之乐。       

最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元载的出场。据史书记载，元载出身贫寒，但最终做到宰相。在剧里，他是个腹黑心机男，一心想要往上爬。元载一出场，便被一群体态丰腴的妇人围在中央熏香，颇有豪门贵人的风范。然而，下一秒即被家中的毒舌女奴点破，“不舍得烧炭取暖，倒日日雇人挡风”。最终胖妇人们散去，埋怨给的工钱少，又被小女奴吐露实情，屋里值钱的东西只剩下元载那身官衣，明早家里就要断炊。      

这是个颇有趣的梗，也有所底本。在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杨国忠，于冬月常选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风，盖藉人之气相暖，故谓之‘肉阵’”。可见当时权贵中真的有这样的享乐之风。元载不过八品小吏，宁肯饿着也要雇人充当“肉阵”，且深知其中妙趣，一心跻身上层的人物个性跃然而出。这也颇像《世说新语》里的名士做派，且不论元载人品如何，这里的表现并不让人讨厌，反而让人感受到唐代读书人不甘贫贱、内心高贵的风度气骨。

另外一个令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岑参（剧中作程参），天宝三载，恰恰是他中进士的年份。不过，剧中的岑参还是命途坎坷的落魄书生，视作知己的爱马“绿眉”被杀，干谒用的诗文被毁，而他则在讨公道的路上被捕入狱。这是个既惨又有些搞笑的角色。在狱中，他对张小敬的一番慷慨陈词被对方全然无视，可他说的是什么———“没有我的诗文纪录，多少英雄义士只能活这一世，只能影响身边的人，有了我们的诗文纪录，他们可以在人们心中活千秋万世！”   

在时人眼里，这是书生酸腐，而在今天的观剧者眼中，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绝妙预言，它道出了唐诗的不朽魅力，而岑参出场时骑在马背上吟哦的“千树万树梨花开”，不正是传诵至今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吗？       

寥寥几个画面，岑参对诗的“痴”已经深入人心。他视爱马为知己，为知己之死勃然而起，拔刀刺向狼卫的情景也让人看到唐代诗人的另一面：尚武、重义，有任侠之气。岑参在狱中说，“在下为知己怒杀仇人，当被天下人传为美谈”。这让人想到了“少任侠，手刃数人”的李白，想到了他“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侠客行》。面对“阙勒霍多”这样的西域冷门语言，岑参对张小敬狡黠一笑，“科举不考，不代表不会”。唐代的诗人们爱四处游历，远至塞外边疆，他们的眼界是开阔的，不拘泥于寻章摘句，绝不是穷酸腐儒，而是有着不惧险境的豪侠气概，有驰骋沙场的报国雄心。在长安，岑参曾与李白、杜甫、高适等交游，在剧中的岑参身上，莫不有他们的影子，他更像是唐代诗人们各种逸闻趣事中提炼出的模型，能让喜爱唐诗的人在心有灵犀处会心一笑。

记得舞剧《杜甫》的导演曾说，《杜甫》里有多少首诗，也许很难说得清，但对唐代历史和唐诗越懂的人，越会喜欢它，看到的诗也会越多。《长安十二时辰》亦然，越是懂的人，看到的细节越多，它们或来源于笔记小说，或来源于历史的碎片记载，莫不是古代的“梗”，它们还原了一些古代生活的碎片，某种层面上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马伯庸在接受采访时，曾坦言张小敬的人物灵感便是来自于《开元天宝遗事》中的一句，“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创作者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埋下若干古人的“梗”，等着读者和观众发现。你可以说它是掉书袋，或是以学术入剧的写法，懂这个典故，有这个学养，可以获得更深层次的趣味体验，但不懂，也并不妨碍看故事，赏风景。这种做法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厚度和文史深度，应该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创作模式。      

但另外一方面，相比于“梗”的精妙，《长安十二时辰》的主线故事却给人拖沓之感。据说该剧原定为60集，一度引发“注水”的质疑。当下影视创作总是盯着几部名著大IP花样迭出地翻拍，而浩如烟海的笔记小说同样是古典文化的丰富宝库。在短视频、碎片化阅读流行的当下，这些古代的“梗”能否和现代的创意碰撞出新的火花？它们能否独立成短篇剧集，推动影视剧形式在当下进一步发展，更加适应这个时代的审美和接受特点？       

在戏剧创作上，可以思考和努力的方向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