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编剧李亚玲在微博上发帖称，7月12日上午，在一架成都飞往北京的中国国际航空航班上，自称“国航监督员”的乘客牛某制止其他乘客在滑行时使用手机，态度强硬，并在飞机落地后报警，致多名乘客在下机后被带入警局问话，滞留长达7小时。15日，国航就该事件回应称，牛某为本单位因身体原因休养的员工，此次是个人因私出行，并非国航监督员。同一天，李亚玲微博再次爆料，牛某十余年前因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精神疾病和乘客发生冲突后被停飞，被鉴定为双相情感障碍，其家族有精神病史，两位至亲也有同样的疾病。

该事件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大众提出诸多疑问：精神障碍是否应该被披露？精神疾病患者到底能否乘坐飞机？若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究竟应该谁来负责？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就此事件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副主任、心境障碍领域专家王勇从精神疾病角度进行解读。

牛某所患的“双相情感障碍”是什么？

“双相情感障碍”究竟是什么病？王勇介绍，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常见的慢性精神疾病之一，平均首发年龄在25岁，患病率在各个国家及地区不尽相同，但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05至2015年间，患病总数及伤残损失生命者每千人年均增加14.9人，给全球带来的负担逐渐加重。

“它是一种以情绪波动为主要特点的精神疾病，发作期包括躁狂/轻躁狂期与抑郁期。”王勇解释，在“红色”的躁狂阶段，患者常表现为“三高”——情感高涨、思维奔逸、活动性增高；在“蓝色”的抑郁阶段，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的“三低症状”。

这一疾病是否能治疗缓解？“目前对于双相情感障碍治疗的共识，是采用综合治疗、长期治疗、个体化治疗等原则。治疗分为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三大阶段，急性期治疗控制症状，通常为6至8周；巩固期治疗防止疾病复燃，抑郁发作的巩固治疗时间为4至6个月，躁狂或混合性发作的巩固治疗时间为2至3个月；如无复燃，可进入维持期治疗防止复发，维持良好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此阶段治疗时间因人而异。”他特别指出，虽然双相情感障碍是重性精神疾病，但患者与家属也不必就此自暴自弃，“研究发现，此类患者在创造性思维方面颇有长处，如熟悉的画家梵高、作家三毛生前或均为双相患者。”

精神疾病患者到底能坐飞机吗？

应以风险而非病种进行分级

本次引发热议的“精神疾病患者是否能坐飞机”，其实与《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与《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中的“灰色地带”有关。前者第34条规定，“传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或健康情况可危及自身或影响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承运人不予承运。”而后者也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且“应当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姓名、肖像、住址、工作单位、病历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予以保密。”

对于网上出现的“人肉”牛某相关信息，王勇很不赞同，“精神疾病患者的信息除了自己和监护人拥有外，仅有公检法部门可调取审查。”不过在他看来，对于航空运输这一特殊领域而言，的确也应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适当限制，保证更多旅客安全更为重要，二者并不冲突。“但需要注意的是，该政策针对的是因病引致出现影响飞行秩序行为的患者，并非针对所有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这就意味着，精神疾病的分级分类事关重大，“分级分类不应根据病种划分，而是根据风险划分。”

王勇解释，从疾病分类来看，一般认为脑器质性精神障碍、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及相关障碍、心境障碍（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等）属于重性精神障碍；神经症、睡眠障碍、进食障碍、性心理障碍、人格障碍等属于轻性精神障碍。“但其实，各种疾病都有轻、中、重度之分。从危害性而言，轻性精神障碍的严重患者也可能危害他人和社会安定，比如冲动型、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而大部分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并不会危害他人，比如老年性痴呆。”他提到，还要看患者处于发作期、慢性期或缓解期，“比如慢性精神分裂症虽有幻觉妄想，但不一定会危害他人，比如电影《美丽心灵》的主人公纳什在慢性期虽有幻觉，但他能够区分，而且获得了诺贝尔奖。”

那么，哪些是精神卫生专家认为的“高风险”情况？“如命令性的幻听、情绪易激惹、被害妄想等，在这些症状支配下，患者可能出现冲动伤人、自伤自杀、扰乱治安等行为，一旦发生则可能引发肇事肇祸事件，对社会造成危害。”

类似突发事件谁负责？

精神疾病患者风险评估分级亟待修订入法

王勇介绍，目前在上海，约有20万左右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其中95%的患者已纳入疾控中心管理，主要包括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癫痫伴发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缓伴发精神障碍、双相情感障碍与分裂情感性精神病等。“尤其在进博会等重大会议召开期间，医疗机构与公安系统等会进一步加强管理，有效防范了本市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的情况。尤其在机场、铁路等高密度人流量的公共场所，安检更为严格，因此如是重性精神疾病发作期患者，其症状往往较为明显，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很容易识别出来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他表示，如牛某此类的事件并非常态，也绝不能因为单一事件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等精神疾病患者人群污名化，“社会应帮助更多患者走出病耻感，他们需要更友善的环境。”

而同时，他也对相关机构的规章制度与相关法律细则修订提出了建议，“应尽快将精神疾病风险评估分级纳入相关安全管理条例，如患者有伤害自身的行为或风险，其行为应由监护人同意知晓，但不能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干预；如有伤害他人、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或风险，公安部门则可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干预。”王勇说，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属于特殊场所，大众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应高于一切，“我们期待相关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可配合完成更严格和细化的规则修订。”

王勇谈到，近年来我国也有出现一些外籍精神疾病患者的情况，除急性期必须在我国进行强制治疗外，回国治疗时也均需搭乘飞机，“一般来说，对方国家大使馆会派出专门人员进行保障，在登机前根据开具处方准备相关药物、针剂等，必要时也有医务人员陪同。给我们一些启发：如确有搭乘飞机需求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可事先与当地专业医疗机构联系，机场和航空公司应当定期对机组人员开展相关疾病知识和安全保护技能的培训，最大限度避免突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