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怎么还没响？”这段时间岛内政坛的关键词是初选民调。上个月是民进党内初选民调，而本周是更为激烈的中国国民党内初选民调，下周一就会揭晓答案。

直到如今，岛内民调主要还是依靠固定电话。在蓝绿候选人的狂轰滥炸下，他们的铁杆支持者患上了民调焦虑征。岛内媒体是这么描述的：有人怀疑电话线路有问题，有人得了幻听症。为了避免漏接电话，一家人轮流去外面吃饭，有的“韩粉”干脆把电话线拉到厕所，防止因为内急而错过电话。

也有人对这种热闹颇不以为然。一位国民党党工就在网上说，台湾共有1900万选举人。这次国民党民调取样只有1.5万份。7天时间将由这1.5万名判官来决定台湾的未来，“有时半夜想到都会冷汗流满地。”

铺天盖地的宣传

不管1.5万份民调的代表性有多少，对于国民党候选人来说，既然游戏规则已经定了，那么更现实的事情就是拉高自己的支持率。

作为党内呼声较高的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早就在教“韩粉”们如何投票。在上月底新竹造势会现场，他就呼吁支持者民调期间要守着电话机说出“唯一支持韩国瑜”。7月7日，也就是民调前一天，韩国瑜还通过网络直播与民意代表许淑华交流，告诉“韩粉”们接到民调电话时该如何作答，并同支持者演练了一遍。

另外两位候选人也不甘示弱。鸿海集团前老板郭台铭自掏腰包在媒体上刊登“选情告急，抢救郭台铭”的广告，并提醒他的支持者接电话时不管对方怎么问，都要清楚回答“唯一支持郭台铭”。民调排第三的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没有前两位财大气粗，但也通过网络发布“选战教学片”，亲自担当电话访谈员，告诉支持者该如何应答。

铺天盖地的宣传搞乱了台湾政坛，也搞得支持者无所适从。本周四一位蓝营支持者在网上吐槽，“我挺郭（台铭），我大儿子和女儿挺韩（国瑜），小儿子挺柯（文哲），我太太3个人都不喜欢，大家争得死去活来。我孙女8岁，说了一声‘无聊’，玩她的球去了。”

当然，与每次民调如影随形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比如，某位候选人的支持者近日抱怨，自家电话明明没在通话，用手机拨打时却发现占线，会不会有人搞破坏？再比如，坊间传闻此番绿营想借机“做掉”郭台铭，因此传出“有瑜点鱼，无鱼吃菜（蔡）”的口诀，有意拉高韩国瑜的支持率。

虽然民进党方面坚决否认这种有组织的灌票行为，但类似事件也并非没有发生过。

2011年，蔡英文、苏贞昌、许信良（民进党前主席）竞争2012年地区领导人选举党内提名。当时数据显示，蔡英文与苏贞昌难分伯仲。在进行初选电话民调时，蔡英文支持者称因为国民党要求支持者力挺苏贞昌，因此他们发起“蔡马马”运动。就是在接到电话时，除了回答蔡英文与马英九选谁时说“蔡英文”外，苏贞昌、许信良与马英九选谁时都回答“马英九”，以此拉低二人的支持率。最终，蔡英文以微弱多数过关。

民调可信度有多少

由此可见，岛内政客视若生命的民调支持率，在实际操作中有不少人为操纵空间，这也使可信度大打折扣。

比如，采样对象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当前，岛内民调机构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固定电话调查，另一种是上门访谈。由于后者人力成本较大，固话调查就成了最主要的手段。那么问题就来了，因为岛内大量年轻人不使用固话，所以他们的政治倾向就不能通过这一途径来了解。

因此，在本次两党制定初选规则时，都碰到了是否将手机访谈纳入民调的问题。但两党的决定不同，民进党中央决定手机与固话样本各占一半，此举是为了挺蔡英文过关，她的支持者中不少是年轻人，这些人只用手机。而国民党中央没有接受郭台铭的提议，决定暂不将手机纳入民调。这被外界视为挺韩的手段。同样是民调，为了让特定人士占优势，两党可以作出不同决定，这样的民调结果很难让人信服。

除此之外，影响民调结果的因素至少还有三个。首先就是“不蓝不绿”或者“浅蓝浅绿”的沉默者。他们占岛内民众的6成多，平日里对政治问题避而远之，对于机构民调也不太积极。同时，蓝营民众对立场偏绿的民调机构不感冒，或是拒答或是故意错答，绿营民众也是如此。因此对于同一事件，往往不同机构能做出完全不同的调查结果。

还有就是民意的不确定性。很多时候，民众在回答问题时未必会经过深思熟虑，更多是在即兴回答。我们常说“民意如流水”，此刻的高支持率不等于到了明年1月11日选举正日子还是如此。一件小事、一句失言乃至一件与己毫无关系的事情，都可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比如2004年选举中的那两颗子弹。

最后，就是民调机构有意为之，故意“黑”某人或者“抬”某人。2015年，时任立法机构副负责人的洪秀柱宣布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那时国民党中央给她划出红线——只有在民调中获得30%的支持，才能获得党内提名。为了显示公正，国民党委托了一家偏绿的民调机构操作，结果它做出了洪秀柱支持率超过30%的结果。

后来不少人发现，这家亲绿的民调机构有意在拉高洪秀柱的支持率，以图让洪秀柱对阵风头正劲的蔡英文。虽然国民党最终撤下洪秀柱换上朱立伦，但蓝营为此搞得伤痕累累，最终在选举时输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