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节触摸世界的真实】

记者：有人说，我们正处在碎片化时代，花几个小时坐在电影院里欣赏电影显然需要更多的耐心。尽管如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半小时就售出20万张票，还有长达7个半小时的电影在线上最快售罄。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电影节的设置是一种打破既定的市场传播模式的观影方式。它有着对文化多元性的肯定，以及更具多样性的电影选拔机制，能够使得一些市场逻辑尚不能容纳的多元和小众电影与观众见面。可以说，电影节对“赢者通吃”的放映模式和“好莱坞化”的放映渠道是很好的补充，也是重要的存在。

以纪录片为例，近几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展映受到关注，因为人们希望通过纪录片去触摸到世界的真实。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这些纪录片让人们看到了自己日常生活和认知经验中的盲点。上海影迷对电影节的热烈追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通过这个平台接触到了许多平时看不到的优秀作品。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这座城市拥有一大批艺术欣赏水平高、观影素质高的电影观众，对他们来说，专注地看电影是一种享受，时长7个半小时也“吓”不倒他们。

记者：设计海报、开发文创衍生品、拍摄公益短片……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新让不少影迷感到惊喜。这些创新是否体现了电影节作为上海文化品牌的活力？

吕新雨：可以这样理解。在世界各地，很多文化地标和文化品牌活动都会进行衍生文创产品的开发与售卖。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电影节衍生品的认同和喜爱，其实是出于对电影节这个母体的认同和喜爱。这是一荣俱荣的现象，是乐见其成的。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IP，谈论文化品牌建设以及老品牌复兴，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扎根城市文化需求，多一些独具匠心的设计，在细节上下功夫，进行内涵建设，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喊口号。

记者：文化创意产业和影视产业发展离不开优秀人才的培养和供给，上海在这方面还可以有怎样的尝试？

吕新雨：过去的电影节很多是市民层面的活动，与高校文化和专业人才培养的结合不太够。今年电影节电影市场新增了“电影人才培养主题馆”，上海戏剧学院、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通过多媒体形式展示了各自的电影人才培养特色和教学成果。这体现了电影节教育功能的增强，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上海的高校具有丰富的学术资源，现在的在校学生很可能是未来的电影从业者和忠实电影观众。希望未来能够建立起长效机制，把电影节和大学的公共性结合起来。

【电影节的集中放映，呈现了一道关于取舍的“哲学题”】

记者：城市是文化汇聚之地。在上海，一年到头文化艺术活动不断，和其他文化盛会相比，电影节有什么独特的吸引力？

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电影节的火热不是一个平面的现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对于吃、穿、用等物质方面的关注重心很大程度上向满足精神文化需求转移。对于上海这座追求格调和品位的城市，电影这门包罗万象的综合性艺术显然具有很强吸引力。和阅读文学作品不同，看电影并不只是一个人坐着默默体会作品，而是处在一个公共空间之中和很多人一同感受。尤其是在电影节期间，热门场次放映往往是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厅，构成了很强的汇聚感。

更重要的是，电影院的大门向所有人打开。有深厚艺术积累的人可以看门道，对电影不那么了解的人也可以买张票坐下来“看热闹”。不同文化圈层都能在这个空间内自由聚集，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的电影院已经成为当代城市中具有最大包容性的文化场域。

记者：在参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除了满足精神需求，人们还能获得怎样的启示？

梁永安：举办电影节这样的文化盛会，是激活人的创造力、激发城市活力的过程。发展至今，我们逐渐要走出过去大工业化的概念，让人从标准化生产流程中解放出来。艺术要发展，文化要繁荣，就必须要讲求创新，涌现出更多鲜活的原创作品。百花齐放，才能让文化更具生命力。

与此同时，这些文艺作品打开了我们的精神生存空间，一方面可以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自身文化中熟悉的东西，另一方面也能在家门口“遇见”世界，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文化中具有原创性和传奇性的内容。近几年，电影节还开设了大师班、电影讲堂，这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让人们在欣赏电影的同时进行一定的思考和学习。这些机会很难得，但形式上还可以做一些创造性的设计，帮助释放电影节的内在能量。

电影节的另一个功能，是推动人们认识自己、学会选择。那么多影片都想看，但时间上可能是并行的，这就逼着大家要排出自己的日程表、作出取舍。世界那么大，什么才是自己心灵深处最需要的？放大了看，当代人面对缤纷多样的现实生活，总有一个个左右为难的选择的问题。电影节的集中放映，活生生地呈现了这道关于取舍的“哲学题”，让观众无形中锻炼了判断力。

记者：您长期关注电影和文化相关的话题，电影节期间，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现象？

梁永安：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4K修复片总是很热门，老牌世界名导在几十年前拍摄的老片都特别难抢，这一点其实让我很惊喜。2011年，我在日本教学，问起了日本学生关于导演小津安二郎的问题，结果他们都说不知道小津安二郎是谁。几年前我还在韩国教过书，有一个首尔歌舞团来演出，前半场演流行歌曲，学生们拿着荧光棒兴奋地唱跳；下半场演民族音乐，人一下子跑了4/5。这两件事让我感受到他们的年轻人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缺乏了解，有隔膜。

但是在上海，向经典致敬这么受欢迎，有那么多人去看老片，体现了青年一代正在跨越，正在重新认识历史，在电影文化中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坚持下去，逐渐会形成我们具有民族特点的现代性，展现出中国电影文化的大国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