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不仅继承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且更加完善。为了防止作弊，一是试卷卷首要弥封，糊上举子的名字、籍贯等信息；二是答卷要由誊录院的书吏抄成副本，考官阅卷评卷时只看副本，无法辨认考生字体；三是考官在考试期间不能回家，要住在贡院，以防止串通舞弊。在试卷内容上也大有改进，更加注重实用性，由吟诗作赋改为写政论文章，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即策论），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朝廷服务。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点检试卷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一年，欧阳修的学生曾巩也参加进士考试。欧阳修对曾巩的才华欣赏有加，悉心指导和提携。巧的是，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也到东京汴梁应试。这年考试的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大禹谟》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

苏轼才华横溢，文章写得简短精炼，全文600余字，读起来掷地有声，精悍有力。苏轼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赞叹先王的仁政爱民。“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他以忠厚立论，扣紧主题，从赏善惩恶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在布局谋篇中，苏轼引经据典，层层递进，阐述儒家的慎刑思想。然而，赏罚之道，轻重之分，又难以拿捏得恰到好处。他引用《尚书》孔安国《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紧接着，苏轼举例唐尧不顺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历史典故，有叙事有剖析，夹叙夹议。引用《尚书》中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感叹道“尽之矣”，意思是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苏轼此文语言平实，却是旁征博引，波澜横生，引人入胜。在赏与罚的范畴和方式上，苏轼剖析得细致入微，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认为“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说理透辟严谨，结构紧密完整。最后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点出了主题：“忠厚之至也”。

梅尧臣在阅读此卷时，被清新洒脱的文风，酣畅淋漓的论辩所吸引，认为有“孟轲之风”，评了满分后推荐给欧阳修，说此文可评第一。

欧阳修看后，不禁击掌赞叹，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与其提倡的平实文风如出一辙，认为梅尧臣的评判是恰当的，同意其意见。

可是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心细如发，虑事周密，心想世上能写出此文非曾巩莫属。他为曾巩庆幸、自豪。可是转念一想，选自己的弟子当第一，难免会引起风言风语，甚至遭到言官的弹劾，于是忍痛割爱，将此文改评为第二。

欧阳修气节高雅，严于律己之风可窥一斑。可是当拿来原卷，拆开弥封对照后，欧阳修却大吃一惊，此文竟不是曾巩所作，而是苏轼所为。苏轼因此与状元遗憾地擦肩而过。

尽管苏轼没有高中状元，但是他的文章可谓石破天惊，令欧阳修惊叹不已，为苏轼之才而高兴。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对苏轼大为称赞，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其惜才、爱才之情溢于言表。《宋史》赞曰：“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嘉祐二年的科考可谓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就有苏轼、苏辙、曾巩三人，变法派骨干吕惠卿、曾布、蒋之奇、林希等榜上有名，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张载、程颢也名列其上，此榜中后来任宰执的有9人。这一榜进士在宋代政坛、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独领风骚，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