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大杂院，是特指上世纪50年代铁道部建设的家属宿舍。那是一片成排的红砖平房。建筑格局随路况走势，排，有长有短；院，有大有小。最小的院子住六户人家，最大的院子能住十二户。

大杂院里的日子堪称平平淡淡，故事也都琐琐碎碎。如今，这个大杂院已经难觅踪影，只有那些曾发生在大杂院里的生活片段，还在我记忆的硬盘中被鲜活地保存着。

我家住的是七户院。七户人家来自天南地北。在这个院子里，能听到南腔北调的各路方言，能品尝到酸辣麻甜的各地美味。大杂院里的孩子们真有口福，不出院子就能吃到各地的纯正风味美食。

住我家西隔壁的陈大爷和陈大娘都是河南人。大人们都尊称陈大爷“陈工”，陈大爷胸前的口袋里总是鼓鼓囊囊地装着个方盒子，有根细电线连着耳塞，插在耳朵里。这是我见识到的第一只助听器。“陈工”是1949年国民党起义人员，据说他的耳朵是在淮海战役时被大炮震聋的。河南人把馒头叫馍，陈大娘蒸出来的白馍不但面相好，香软的口感更是让人吃了都想当回头客。大杂院的孩子们都品尝过陈大娘的面点手艺，至今，仍然一致认为“再好吃的面包也比不过陈大娘蒸的馍”。

东隔壁住着王叔和韩婶一家四口。跟我们做邻居时，王叔是设计院车队的大队长，负责掌管着好几百辆各种汽车，常听大人们夸赞王叔的驾驶技术“打遍全市无敌手”。王叔长着一双巧手，凡居家过日子中遇到修修补补的活计都难不住他。他急公好义，谁家有个大小事情需要帮忙，王叔都会赶去救场。大人们戏称王叔是大杂院里的“宋公明”。

王叔的老家在河北唐山农村，他十六岁参加解放军，随军南下，文化和驾驶技术都是在部队里学会的。抗美援朝那年，王叔还不满十九岁，就首批入朝参战，直到停战后回国。回国时，王叔的胸前挂满了奖章——有照片为证。更令人惊叹的是，三年里王叔虽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竟然浑身没有一处受伤！王叔的每一块奖章都有着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大杂院的孩子们都爱听他讲战斗故事。还记得王叔讲过往上甘岭前线送弹药，白天躲敌机要隐蔽起来，天黑了才能在路上开。山路崎岖险峻自不必说，还不时有照明弹引来敌机轰炸，车灯要时开时关，稍有一丝失误车就容易掉下山崖，车毁人亡。他们经常是出发时几十辆车，开到前线仅剩下几辆车了。女孩儿们问王叔“怕不怕”，王叔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怕”。可不是吗？那一车车弹药关系着前线战事的胜败和战友的生死啊！王叔炉火纯青的高超车技就是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

听大人们说本来王叔可以留在部队，继续晋级也不是没有可能，是王叔自己申请转业，来到设计院后，又执意去基层车队工作。

韩婶是在欢迎志愿军凯旋的联欢会上认识的王叔，她那时还是东北一所卫校的学生。韩婶对王叔一见钟情，卫校一毕业就急不可待地追过来嫁给王叔，在铁路医院做了护士。王叔有一只“石人望”牌口琴，是他当志愿军时的慰问品。口琴是王叔的珍爱之物，就算他儿子小虎也别想拿出来玩。孩子们至今都难忘夏天的晚上，手摇蒲扇坐在小板凳上，凝听王叔口琴独奏“志愿军战歌”“月飞山”“桔梗谣”等时的情景。

1965年，王叔又出国了，这次去的是非洲，援建坦赞铁路。上世纪90年代，王叔离休了。他闲不住，就批发些塑料带子，在家编制菜篮子。一时，大杂院里家家都用上了王叔送的菜篮子。王叔把菜篮子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他做的篮子边上有一圈跳色花边，格外吸引眼球，经常卖到脱销。没多久，王叔患上糖尿病，先是被锯掉一条腿，一年后另一条腿也没能保住。

自从王叔病倒，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韩婶，便在五十多岁时学会了蹬三轮车。韩婶用三轮车载着王叔满城溜达，逛遍了城里所有的公园和景点。王叔患病后，口琴里没有传出过一丝悲声，吹出的依然都是欢快的曲子。只可叹，天不假年，王叔重残后没过上第二个春节，就离开了大家。王叔走后，韩婶一向硬朗的身体一下子垮下来，没过半年竟也心猝死，匆匆追赶王叔去了。

院子最里面住着黄叔、蔡老师、小东一家人。黄叔与蔡老师两人都身高体壮，曾经都是运动员。小东家的墙上挂着好几张黄叔怀抱着金光闪闪大奖杯的照片。小东的泳技得自他爸的真传，是大杂院孩子里公认的游泳高手。听大人们说黄叔和蔡老师都是有故事的人。黄叔是泰国归侨，在念大学时就加入了泰共，回国后还当过解放军，退伍转业来到设计院，是桥梁设计工程师。曾是篮球运动员的蔡老师是印尼归侨，生了小东后体重骤增，从此告别球场，在子弟小学当体育老师。小东家菜品的特点是奇辣无比，麻辣程度可与来自四川的小英家好有一拼。蔡老师嗜辣的程度更非一般人可比，她吃水萝卜都沾着辣椒面。小东去内蒙古插队落户那些年，每次离家的行李里除了有挂面、酱油膏等吃食之外，总还少不了一大包辣椒面。

谭丽静的父母都是江浙人，她家人最喜欢吃米饭，面食也不大会鼓捣。那些年，什么都是定量配给，每月一人只有四斤米、两斤面，其余定量全是粗粮。谭爸还有胃病，这可苦了他们一家人。记得邻居们好像经过商定似的，每月都会有一两家轮换着将自家米的定量和谭家对换粗粮。几十年后，每当已回江南定居的谭伯母忆起这段事，眼里就会泛起晶莹的泪花。

住在大杂院第一家的是朱老师和蔺老师。朱老师在子弟中学教物理，蔺老师教音乐。两位老师都是陕西人，他们自己没有孩子，大杂院里的孩子们都成了他们的孩子。孩子们几乎都曾直接受教于蔺老师，也都品尝过蔺老师做的正宗陕西美味——臊子面和荞面饸饹。“文革”时，铁中的红卫兵抄完朱老师的家又押着他游街，小虎挤在人群里被王叔撞见，上去一把给拽出来，回到院里回身还扇了他一巴掌。王叔瞪着眼，对小虎、更像是对所有大杂院的孩子们厉声喝道：“都给我滚回家去！”

那些年的冬天，家家都在屋子里烧个煤炉取暖。记得有一个冬夜，大人孩子睡得正香，忽然被一片喧哗声、敲门声惊醒。大人们都跑向朱老师家。黄叔夜里出差回来，一进院门就看见朱老师家的门半掩着，朱老师倒在门槛上已经人事不省。“朱老师中煤气了！”那时没有电话，没法找救护车。王叔跑到附近菜铺里借来一辆脚踏平板车，大家七手八脚在车上铺了被子，把朱老师夫妇抱到车上，又盖上厚棉被。王叔骑车在前，几个男人骑自行车随后，一起把朱老师夫妇送进铁路医院。天亮后，大人们才从医院回来。因为送去及时，经过高压舱抢救，朱老师夫妇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大家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张大爷是在1967年才搬到大杂院里来的。张大爷也是全院最年长、学历最高的人，曾留学英国，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刚搬来时，张大爷还顶着“特务”“摘帽右派”“反动技术权威”等好几项吓人的罪名。他以前住的是有暖气的楼房，生活上雇请保姆照料。保姆不让雇了，子女又不在身边，那几年张大爷家的蜂窝煤、冬储菜都是小虎、小东用手推车运回来的。安装和拆卸烟筒等力气活，则被黄叔一人给承包下来。黄叔还从不忘冬天在窗上按个风斗，预防煤气中毒。张家买粮买菜等琐事，也都被大杂院里的孩子大人们随手帮忙给办了。

1969年以后，大杂院里甭管是上中学还是上大学的孩子，统统离开了家。只有春节时才能回来一小阵子。只有这段日子里，孩子们聚在一起交流着分别后各自的见闻和趣事，大杂院里才又有了点生机……

王叔卖过菜篮子的自由市场被取缔了。

再后来，那几排红砖大杂院，连同那几条长短不一的街道，都被从地图上抹掉了。消失得任凭你把网上地图放大多少倍，也寻不见它们的踪迹了。

大杂院里的人们从此水流星散，难得再见上一面。

上个世纪最后那一年的冬天，大杂院的老邻居们得知张大爷病重，纷纷赶往医院。张大爷对身边的人大都认不得了，但见到大杂院的老邻居，却一一记起，一个也没有认错。

半个月以后，在为张总工送葬的队列里，有他的亲属、弟子、学生、同事，还有再次赶来和他作最后告别的大杂院芳邻。

本文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并均用于呈现大杂院概念